改革要觸及“吃財政飯閑人”的飯碗

新華社昨天的一篇報道，列舉了從前機構改革中的種種怪象，諸如改出一批吃財政飯的閑人（如滿天飛的巡視員，不調研的調研員），少了正式工多了“臨時工”，以“改革”之名行“漲價”之實，行政審批明放暗收、小放大收等等。機關里吃閑飯的、長期做“臨時工”的，什么時候沒有？因此，此類怪象與其說由機構改革直接導致，不如說是當下日常行政的一般狀態，但對已經推開的新一輪機構改革也不無警醒作用。

新一輪機構改革的核心是政府轉變職能。政府職能發生轉變，機構設置自然要作相應調整，附著于機構的人員也就不能不隨之發生變動，而最難辦的就是這“人往哪里去”。

從歷史上看，政府公務員在機構調整中一般是等待被安排的，鮮有如下崗工人那樣自謀出路、二次創業的典型案例。這似乎已成一種傳統，甚至是機構改革中公務員享有的一項權利，因為他們曾經“做出貢獻”，現在又“做出犧牲”，所以“有責任，也有義務把他們安排好”。職數少了、位子沒了，頭頭腦腦卻還都在，只好安排一些人去做巡視員、調研員。雖類于投閑置散，并無實職，亦無責任，可慰的是待遇一切照舊。

其實，這樣的現象平日也很常見，政府機關和事業單位都所在多有，可能只是在機構改革的當口更突出一些罷了。有的領導干部58歲“退居二線”，有的地方則規定50出頭就須退出領導崗位，但離真正的退休還有兩年或更長，這些人這些年就過著被財政供養且優哉游哉的生活。這無疑意味著財政負擔的增加，而在另一方面則是人力資源的浪費，尤其是嚴重背離責權利統一的行政原則。至于沒有領導職務的公務員，遭受的心理震蕩可能大些，但同樣會被負責任地得到安排，而分流來分流去，總不出政府系統或政府掌控的領域。

基于以上分析，似乎有把握說，在機構改革中政府工作人員的流動重組，很可能只是一種內部循環，并且只會增加政府的運行成本而不是相反。但這不是機構改革的必然命運，而是長期行政慣性的必然結果。

又比如說“臨時工”現象。政府若有臨時性工作，雇用臨時工是必要的，但臨時工若在一個部門長期存在，則要么是編制定得不合理，要么是機構管理效能低，要么是部門管了一些不該管的事，才顯得人手不夠。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機構改革與職能轉變的到位，僅僅是為行政改革的深化奠定了一個必要的前提。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機構改革搞了很多輪，但看上去人們的“官念”與往昔并無不同，公務員只能進不能出的問題一直未得到根本解決。也就是說，機構改革可能觸及一些人的官位，卻沒有從根本上觸及公務員的飯碗。既然飯碗還是鐵做的，報考公務員熱十幾年來未見減退又有什么不能理解呢？但政府變革中的公務員，除了等待被安排，還有什么路可走呢？有人說，“廟”沒有了，“和尚”也得改行。問題是，做慣了和尚，念經、撞鐘還可以，旁的卻不會，或也不屑于干，要改行就難，更何況有些人一旦入得廟來，就篤定生是廟的人、死是廟的鬼？因此，最便當的出路是再造一個新廟，這樣就又有人來給自己燒香磕頭了。如果奉行自然淘汰，則既不用觸及自己的靈魂，也不會觸動別人的利益，但付出的代價是改革的成效打折扣，甚至改革的成果被吞噬。

抱定政府過緊日子、財政供養人員只減不增的決心，就必須大力改革公務員制度，特別是建立健全公務員退出機制。一朝當上公務員，便只能升不能降，只能進不能出，終身不復有生計之憂，此種十分特別的觀念與現實，只會拖累包括機構改革在內的行政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