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訴學校”，能否成為公眾維權參照？

“2010級學生的新生獎學金是9000元，2011級學生卻只有2000元”。昨天上午，中國政法大學78位2011級法律碩士生集體向法院提起訴訟，稱校方招生簡章中未公布獎學金具體政策的行為違法，并要求補發之前的獎學金。但北京昌平區人民法院未明確是否能夠立案。校方回應稱，獎學金降低是由于教育部撥款取消導致。

權利覺醒的時代，學生起訴學校，早已算不得新鮮事。但，此次事有特殊，一來參與人數眾多，不同于以往的“單挑”格局；再者，事情緣起“獎學金發放”，也有別于過去因受“嚴重侵犯”而導致的官司……所以，縱向比較來看，如今大學生提起訴訟的“臨界點”確乎降低了。之于維權，他們更勇敢，也更為直接。

學生維權，更依賴司法路徑。評價此一趨勢，并不是件簡單的事情。盡管通常意義上，公眾樂于將該變化，理解成“新生代權利意識強化、法律素養提升”；但不得不說，在任何社會，“興訴”都不宜被過度鼓勵：動輒訴諸司法，不僅會令多元的博弈過程狹隘化，也將空耗稀缺的司法資源。其后果是，那些最需司法裁斷的“案子”，更大概率面臨不必要的擱置。理性者，應當把握好“訴訟”的啟動門閥，在“濫訴”與“不訴”間取舍得當。

“78名碩士生起訴學校”，開局很熱血，中段稍落寞，結局更猶未可知。據悉，學生們為避免舉證，提起的是行政訴訟。但，昌平法院工作人員表示，“大學是事業單位，不具備行政主體資格”；學生們還認為，“中國政法大學在招生簡章中，對獎學金采取了列舉和模糊說明的方式處理，影響了知情權和選擇權”。然而，“招生簡章”畢竟不是嚴肅的契約文本，某些措辭含糊，似乎也有理由不被動輒得咎吧。

若跳過對細節的梳理，“學生訴學校”的意象，確乎彰顯著某些積極的象征。然而，對來龍去脈條分縷析，公眾心底的激動，又不免褪去不少。恰如一些人說的，該行政訴訟也許是不必要、不成立的，且學生們的主張也未必充分……其實，這是一場本可避免的“官司”。既然校方聲稱，“獎學金降低是由于教育部撥款取消”，就該早點“出示相關文件，或提供會議記錄等依據”。秘而不宣，當然會激勵學生們維權決心升級。

公眾當然樂見學生們“拿起法律武器”，但也希望看到，“學生訴學校”能更成熟。畢竟司法裁斷，在漫長的程序之后，終將通往一個不可逆的結果。而不論是為追討“獎學金”，甚或為“推動高校財政公開”，學生們都未必沒有成本更低、更具柔性的方式可選。輕率地“上訴”，無形間已將事態推至難以回旋的境地，最終效果有待觀察。

“78名碩士生起訴校方”，所以博得贊譽一片，實是源于全社會的法律崇拜，而這無疑又是對司法疲軟年月的情緒反彈。只是，鼓勵司法維權的同時，也該重申“興訟”當有的節制精神。如其不然，“因獎學金減少起訴校方”，便只是那些學生們的意氣風發，而難以轉變成可供參照的經驗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