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讓“優雅腐敗”優雅下去

日前，國家藥監局原副局長張敬禮被控受賄罪、誣告陷害罪以及非法經營罪三項罪名在北京市二中院受審。據檢方指控，張敬禮涉嫌受賄117萬余元，非法出售自己編著的書籍經營額達2300萬余元，非法獲利1600余萬元。與一般貪官直接收受金錢不同，張敬禮的絕大多數受賄款都是通過自己著書立說，利用其身份讓行賄者掏錢，不惜花高價購買他的書。（11月21日《北京晨報》）

在公眾眼里，張敬禮出庭受審最吸引眼球的不是指使他人寄出1300余封信誣告局長，企圖取而代之的陋行，而是其通過出售編著的書籍非法獲利1600余萬元的“優雅腐敗”之舉。因為，他任職期間受賄的117萬余元，與如此巨額的“出書收入”相比，只能算是“小巫見大巫”。

筆者之所以說張敬禮是“優雅腐敗”，是因為這種行為不僅披上了一層合法的外衣，出了問題往往朝“違紀”上靠，而且還沾上了一層“書香氣”，在買書賣書間不知不覺完成了權錢交易。對于這些官員來說，“優雅腐敗”除了能撈到實實在在的真金白銀之外，還能收到一舉多得的效果。比如，可以借此顯示出自己的水平，證明自己不但是個領導干部，而且是個“飽學之士”；可以與政績相掛鉤，樹立“功德碑”，成為可炫耀的政治資本，等等。最重要的是，還沒有普通出版物銷路的后顧之憂——盡管大都質量不高、可讀性不強，但都可以推銷給下屬單位、相關機構或有求于自己的部門或者個人。看似文化氣十足的出書竟然能成為個別官員斂財的工具，再次說明了當失去有效約束的時候，權力不會放過任何可能的尋租空間。

“優雅腐敗”與傳統的腐敗行為對比危害更甚。不僅因為其有很強的隱蔽性，給案件查處帶來了一定難度，更因為少數官員出了一些不像書的書，使公眾對領導的真實水平產生懷疑，進而降低了領導機關的社會公信力。因此，將監督關口前移，應當成為遏制“優雅腐敗”的當務之急。西方的不少國家，為制約濫用行政權力，都從立法的高度嚴禁官員任內出書。筆者建議，一方面，要給領導干部出書劃定“紅線”。早在2005年3月，四川省委、省政府就明確規定：“未經組織批準，各級黨政干部不得以個人名義參與出版物的編寫工作，不得在出版物上掛署黨政職務頭銜，不得利用職權和影響在出書中謀取不當利益”，此舉值得學習和效仿；另一方面，要嚴格監督、嚴肅查處。官員出書都要通過正規出版渠道，出了書怎樣銷售也很容易查清。所以，只要落實了事前報告、事中監管、事后檢查的各項制度，對借出書之名行腐敗之實的行為嚴厲打擊，“優雅腐敗”就去掉了優雅的假面具，還原了腐敗的真面目，也就再難優雅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