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中紀委早在1989年就頒布了《關于共產黨員違反社會主義道德黨紀處分的若干規定》，當中的第五條有明確規定：利用職權，大辦婚喪喜慶事宜的，給予警告或嚴重警告處分；情節嚴重的，給予撤銷黨內職務處分。在大辦婚喪喜慶事宜中，侵犯國家、集體、群眾的經濟利益或其他利益的，從重或加重處分，直至開除黨籍。《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對于領導干部婚喪嫁娶事宜也作出了細致的規定。

問題是，黨紀國法對公務人員紅白喜事如何辦理早有規定，群眾輿論對此充滿質疑。有的人為何一再突破法律制度紅線，倒逼那么多地方出臺規定給公務人員念大操大辦緊箍咒呢？如果公務人員對“限桌令”抗生素產生了耐藥性，他們大操大辦紅白喜事豈不成了疑難雜癥？

在我看來，要治療公務人員的“婚喪嫁娶綜合征”，報告不如嚴查，“限桌”不如限權。關鍵要靠健全權力監督機制，落實問責制度。如果權力被關進了籠子，違規公務人員被扒掉官帽與飯碗，直至被追究法律責任。有關部門根本沒有必要像老師對待調皮學生那樣那樣千囑咐、萬叮嚀，一而再，再而三的出臺什么規定。否則，有關部門的“緊箍咒”做得再多，如果戴不到“孫悟空”頭上，或者沒有人念咒語，恐怕事與愿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