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設廈門的這起事件發生在法治成熟國家，無疑是極大的丑聞，當事領導注定得辭職了。黨委超出政治、思想、組織和政策范圍，干預具體司法實踐，違背了黨的任何組織和個人的活動都不能同憲法和法律相抵觸的原則，是對黨的領導的誤識，是對權力的濫用。權力濫用一旦成為常態，法律尊嚴和司法權威就不復存在，司法者必將失去懲惡揚善、定分止爭、維護穩定的效力和公信力，無異于黨委自斷臂膀，自毀形象。就本案而言，黨政機關如果對法院判決有異議，完全可以走司法途徑，以符合法治精神的方式解決。無視法院生效判決，試圖以政治或行政手段左右法院判案，即便有千萬條理由，也難免有“以權欺法”嫌疑，既損害法律權威，也損害黨委政府形象。

廈門的這起普通合同糾紛案件，鬧出這般風波，折射的是時下在一些地方黨政權力令人不安的傾向：在錯綜復雜的利益糾葛面前，動不動就越軌出界，以種種匪夷所思的手段，向司法審判機關施加影響，甚至生效的判決也試圖去改變。中國法院普遍受到 “執行難”的困擾，民眾將有判決無執行的案件戲稱為“法律白條”。去年新華網曾報道說，山東省濟南市一名基層法官指出，當地70%的執行案件有當地黨政領導的批條，讓執法人員無所適從。各個級別、部門的領導找院長、找法官，批條子、打招呼，有的壓力被頂住了，能夠執行到位，有的實在沒辦法，只能給申請執行人發放債權憑證，匆匆了事。此次廈門市“商請”省高院，如果不被媒體曝光，當事人及公眾恐怕永遠無法知曉法院判決遲遲不能執行的背后，竟然有如此令人難以置信的潛規則。

在市場經濟活動中，像廈門這類糾紛案件何其多也。黨政機關要做的是始終擺正自己在市場競爭中的公正和中立位置，以免有挾公器護私利之嫌。倘地方黨委政府在案件審理和執行中，動不動就向法院發函“商請”，剛性的法律就可能成為可伸可縮的“猴皮筋”，最終傷害的必將是黨政機關的公信力，亦將傷及公眾對于法律權威的最基本信仰。廈門市委“商清”省高院暫緩執行生效判決，不管其理由多么充分，也不管省高院是否接受“商請”，這都無疑是又一個相當惡劣的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