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雙流縣遭遇強拆的農民們狀告政府屢告屢勝，卻未能阻止地方政府強拆的步伐。記者隨機收取了20個農民告政府強拆勝訴的案例，其中賠償請求均未獲得法院支持。法院判決強拆違法，卻不能令行政賠償到位；民眾以法律維權，卻被地方政府視為不穩定因素。像這樣的“司法白條”，在雙流縣乃至整個成都市并不罕見。（9月13日財新《新世紀周刊》）

眾所周知，司法是“終極救濟”，是公民維權的最后一道防線，公民窮盡辦法都解決不了的問題，才會訴諸法律。然而，在成都雙流縣，遭遇強拆的農民狀告政府屢告屢勝，而法院“判贏不判賠”，農民勝訴卻得不到任何行政賠償，“拆了白拆”。基層法院法院判決打“司法白條”，法律成為權力的侍女，不僅傷害農民們的切身利益，助長強拆氣焰，傷害司法公信力。也導致“信訪不信法”思維蔓延，農民拿著勝訴判決書重新走上上訪之路。

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關于保護行政訴訟當事人訴權的意見》規定，嚴禁以任何非法定理由為借口，拒絕受理某類依法應當受理的行政案件，各級人民法院要依法保護當事人訴訟權利，切實解決行政訴訟“告狀難”問題。這既是最高人民法院對民告官案件的重視。也說明民告官逐步成為一種法治常態，任何人都無權動用公權力拆掉這條防線。

問題是，法院為何“判贏不判賠”，只為被強拆的農民主持口惠實不至的“公道”呢？從法律的角度講，強制拆遷違法，法院不能顛倒黑白，但是法院在人財物配備方面受制于地方政府，即便法院判決地方政府對被強拆農民作出行政賠償，行政賠償也很難執行到位。專事拆遷官司的律師王才亮舉的一個例子頗能說明問題：“有次案子勝訴，地方政府明確告訴法院，如果判政府賠償拆遷戶，判賠多少，就從法院的經費預算當中扣多少。”哲學家培根說：“公民犯罪，是污染河流；司法機關違法，是在污染水源”。法院唯政府馬首自瞻，拿法律做利益交換，導致法院“判贏不判賠”，法律成了權力的婢女。這既是權力張狂的現實表演，也是在污染司法水源。

讓法院人財物獨立，預算單列，擺脫政府的束縛，真正做到鐵面無私，應該是治本之策。但是，在當前制度語境下，要做到這些并不容易。退而求其次，加強權力約束，把權力關進籠子，減少權力對法院辦案的干擾，不折不扣執行法院判決，也是現實選擇。一方面，政府要學會權力自律、敬畏法律，不要把權力之手伸向審判臺之上，不能視法院判決于無物。另一方面，法院在秉公判決之外，更應加大執行力度。如果法院只執行普通民眾，不執行政府部門，顯然不能令人信服。

紀檢監察部門三令五申要嚴查黨員、公務員非法干預法院辦案。某些地方要挾法院判案，拒不執行法院判決，民眾權利得不到伸張，導致他們“信訪不信法”，重回上訪之路。何嘗不是對法院辦案的赤裸裸干擾？何嘗不是在制造新的不穩定因素？中國政法大學教授譚秋桂認為，行政機關違法行政，除了權大于法的觀念作怪，背后往往還隱藏著權力尋租等問題。面對法院‘判贏不判賠”的尷尬司法生態，除了法院要挺起司法胸膛，堅持公平正義，提高執行力以外，上級紀檢部門也應對違法行政，干擾法院辦案的地方政府與某些官員介入查處，給染病的權力消毒殺菌。

只有執政為民的理念真正深入“官心”，權力運行機制健康，監督問責機制健全且得到認真落實，干擾法院辦案，不執行法院判決的權力磁場逐步被法律制度的力量消解，法院執行力疲軟和權大于法的執行現狀發生改變，司法公信力才會逐步得到社會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