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面對各種各樣的“彭宇案”，執法部門應該堅持“誰主張誰舉證”的一般原則，譬如在“彭宇案”中，那個老人既然說彭宇撞了她，那么她就應該拿出相關的證據，否則就是空口無憑，彭宇就應是無罪之身——所謂“疑罪從無”也。只有這樣，才能保障見義勇為者免于“被冤枉”的恐懼，才能讓社會公德免受傷害。

其次，對于惡意誣告者，必須嚴厲制裁。譬如“段紅彬案”，在攝像頭給出真相后，老太太一聲道歉一面錦旗就完事了，這樣的結局難免后來者效尤“誣告”。在一個講究法治的社會，作惡欺詐的人本應承擔起作惡的成本，只有讓他們擔負起應有的法律責任，才可能以一儆百，維護法律的尊嚴，否則會傷害更多真正需要幫助的老人。

幾千年前，孟子就說過“人之初，性本善”。盡管時代不同了，但善念總還在人們心頭。只要用法律之手拂去惡行的污垢，打消 “行善反而會受累”的顧慮，人們“扶起老人”的勇氣就會從根本上被喚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