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江門人梁偉詩在祖屋中找到一張借白米60斤的“游擊隊借條”，蓬江區民政局就此對其一次性獎勵2萬元。之后，梁又在祖屋中發現游擊隊借去“大洋伍仟圓金條八支”欠條，但這次民政局拒絕補償。局長理由之一是，當時是國民政府當政，或應由國民政府償還。（9月5日《南方日報》）

同樣是游擊隊的歷史借條，一模一樣的債權人和債務人，江門市蓬江區民政局卻給予了截然不同的對待：借大米可以認，借金條不承認。如此自相矛盾，讓人不僅對該局的公信力產生懷疑：難道為民辦事還要挑肥揀瘦——好辦的糊弄過去，不好辦的一推了之？

游擊隊的歷史借條，在戰火紛飛的革命年代十分常見。近年來，在湖北武漢、湖南汝城等地，都先后發現過革命軍隊借糧借錢的票據，而各地處理方法也不僅一致。武漢民政部門看到劉鄧大軍向毛家沖村熊家“借稻谷1000斤”的借條后，對借糧者的后人給予了1萬元獎勵，并組織專家對這1000斤稻谷的市價進行測算，按實際標準償還。而汝城民政部門則舉行了一個替當年紅軍兌現借條的儀式，由民政局老區辦向借條的惟一繼承人兌現了折合的人民幣。

同樣的借條，在上述兩地成為一段佳話，可到了蓬江區民政局這里，則成為一個糾結的難題。在我看來，無論是對“大米借條”的草率獎勵，還是對“金條借條”的粗暴拒絕，該局的處理都讓人不敢恭維。如果你不承認梁偉詩對借條債權人“鴻文三姐”財產的繼承權力，之前的兩萬元獎勵從何而來？如果你承認這個繼承權，怎么就不能認真誠懇地對待另一張“金條借條”？

事實求是地說，革命年代的借條距離現在太久遠，不論是法律條文和國家政策，都不可能溯及既往。但是，契約精神和誠信品質是超越這種實體法律和政策的。白紙黑字的借條，證據確鑿，無論是從情理還是法理上說，相關部門都該替先輩們兌現承諾。兌現革命軍隊當年的承諾，不僅關系著誠信，更關系著對當年軍民魚水深情的維護，關系著那些佳話的延續。

而如何兌現承諾，需要相關部門認真調查研究，傾聽當事人和健在的老一輩革命家的意見，同時兼聽民意民聲，有必要的話還不妨舉辦座談會、聽證會，制定出當事人滿意、公眾認可的解決辦法。

蓬江區民政局不做調研就斷然拒絕，還扯出“抗戰時的政府應是指國民政府”這樣的荒唐理由，實在讓人心寒。且不說當年的國民黨政府早已被趕出大陸，借條上向“鴻文三姐”借錢的明明是革命的游擊隊，跟國民黨政府有什么關系？真不知道該局抬出國民黨政府所為何來。

總之，“游擊隊的歷史借條”問題是一個帶有普遍性的問題，盼望相關部門早日制定合情合理的解決辦法，給當年支持過革命軍隊的家庭和后人一個滿意的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