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勇平不再擔任鐵道部新聞發言人——這是16日從鐵道部傳來的消息：原鐵道部新聞發言人王勇平不再擔任鐵道部新聞發言人、政治部宣傳部部長職務。鐵道部相關負責人表示，“這不是免職或被停職，而是正常的職務變動，王勇平的級別待遇沒變，調到哪個部門還沒定。”（8月17日《京華時報》）

短短不到一個月的時間里，王勇平留給公眾兩張截然不同的臉譜。一張是7.23動車事故后新聞發布會上的“口不擇言”，“奇跡”“反正我是信了”等雷語迭出，用新聞發言人的身份挑戰著公眾對于災難與悲傷最基本的情感。一張則是王勇平這樣“突然卻并不顯得意外”的離任背影。有媒體甚至登出了王勇平在鐵道部辦公樓的樓梯上揮手作別的照片。這樣的照片令人充滿惆悵，以至于有網友在微博上表示，“我已經開始同情王勇平了”。

很難說王勇平離任與他此前的“發言失誤”無關，正因為如此，我們也能夠理解網友對他由憤怒到同情的心理轉變。事實上，這或許更是一種互通的情感。于王勇平在動車事故新聞發布會上的糟糕表現后，前教育部新聞發言人王旭明就在博客上發表了一封公開信，他在文章中反問：今日王勇平，明日誰？今日鐵道部，明日誰？在我看來，這里面固然有一種“同病相憐”的情愫，其實更揭示了當前新聞發言人制度的困境，以及發言人必須要承受的制度不完善的代價。

我國的新聞發言人制度在非典肆虐的2003年正式開始確立，它的“年輕”當然無法和西方150年歷史的新聞發布會制度相比。但作為一種新生的事物，新聞發言人制度在中國呈現出了迅捷的發展態勢。數年來，國務院、部委、省市區三級新聞發言人制度基本確立，各級黨委發言人也即將全面出現，這是一種可喜的現象。而與此相對應的，作為一種發展中的“陣痛”，則是新聞發言人制度被部分扭曲與異化：由于缺乏到位的法規意義上的剛性要求，在許多時候，新聞發言人制度更被側重于技巧訓練、公關培訓；有的時候，他們甚至只是宣讀新聞、為了體現部門意志，為了把事情“抹平”。

在這樣并不少見的“異化”下，新聞發言人也開始呈現出種種“怪現狀”。《人民日報》就曾將不合格的新聞發言人分為“無可奉告型”、“大包大攬型”、“照本宣科型”、“自我辯護型”、“報喜不報憂型”、“惱羞成怒型”、“感情錯位型”等等。這樣的公眾形象顯然與新聞發言人的制度設計本意相悖，也越來越不適應時代的開放背景。在一個人人都有麥克風的時代，公眾因為網絡擁有愈來愈多的信息，微博更是擴張了這種信息占有的容量。當新聞發言人開始淪為“信息弱勢群體”，公眾對新聞發言人的期待，更多集中到了“有問必答”、誠實與機智等表現上面。沉默、挑釁甚至王顧左右而言他只會愈來愈激起公眾的反感。

這正是王勇平們不得不直面的制度困境與角色空格，也是公眾開始同情起離任的王勇平的重要緣由：在當前弊病重重的新聞發言人制度下，作為一種職務而不是一種制度設計存在，王勇平們只能代表自己所處部門的利益，他們的功能有限，也絕非什么都可以回答，有時還“必須”言不由衷，新聞發言人難以體現出其“新聞性”。較之對信息公開需求越來越強烈的公眾，王勇平們需要承擔憤怒。較之因為自己言辭不當引發的公眾情緒，王勇平們更是動輒得咎，成為部門的“替罪羊”。

王旭明在當初離職教育部新聞發言人時曾經說：“20年后回頭來看，大家也許就會理解我現在的處境”。也許我們同樣無法理解王勇平現在的被指責與被離職。所以，任何悲情或者其他的詮釋或許都顯得太膚淺。在我看來，王勇平離職的背影更是一個制度與角色的空格，它等待新聞發言人制度和信息公開的進步去填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