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江市國土局副局長何耘韜執行市政府會議紀要違規發證獲罪的消息，引發輿論關注。何耘韜的女兒利用微博為父申冤。何耘韜妻子馮麗稱，何耘韜在事發當時發現金都公司未交清土地出讓金，一再堅持不予辦證，也多次向市政府匯報，但是迫于上級壓力，不得不給其辦證。現在法院以玩忽職守罪判何耘韜有期徒刑6個月，作為何耘韜本人和家屬，認為自己間或有錯，錯在不死守原則，但不構成犯罪。

如果何耘韜當時冒死頂住政府和上級壓力不給予簽字辦證的話，說不定早就因“破壞招商引資，破壞廉江的經濟建設”而獲罪。“總之，這樣干也有罪，不這樣干也有罪，怎么做都得‘錯’。”馮麗認為，決策者不用承擔任何責任，罪過全由執行的干部來承擔，執行者沒有選擇的余地，上級領導錯自己必須跟著錯（南方日報2011年5月16日）。

左也不對，右也不對，何耘韜最終進了監獄。要說執行者沒一點主觀僥幸，說不過去，但他的主觀僥幸是建立在整個大環境基礎上的。這整個大環境包括旁邊人的行為習慣，和實際的“政策迷宮”。面對這樣的環境，他迷失了自己。做了犯罪的事，理當受到法律的制裁，至于他的領導是否獲罪，要看法律規范到那一步。即使領導沒有違法，從下屬違規的事實來看，領導也逃脫不了黨紀的處分。

既然有這樣的政策，執行也錯，不執行也錯，這不是簡單的“政策迷宮”，而是帶有悖論式的政策“迷宮”。執行了，說你玩忽職守，不執行，說你破壞招商引資。在兩面夾擊下，執行者騰挪的空間確實有限。但不是因此，就不能騰挪，關鍵看執行者的智慧。對大多數人，象何耘韜一樣，智慧是有限的，陷入悖論式的“政策迷宮”的結果就是迷失自己。最終獲罪是難免的。

“政策迷宮”出現有兩個原因，一是大環境允許有不合規格的政策出現。大環境本身就規則不明確，限于認知，或利益考量，制定政策時模棱兩可。模棱兩可的政策便于出結果，要么符合上級的要求，就是合法的，要么不符合，就是違法的，中間不需要有過多的考慮。二是下級脫離上級規范，自作主張，出一些與上級相沖突的政策。在整個制度環境不健全的情況下，制度上的沖突是不可避免的。廉江市就是如此，出臺的政策與國家的相關法律法規相沖突，致使執行者執行犯罪，不執行也犯罪。

消除“政策迷宮”，唯一的出路就在規范制度上。如何規范制度，大的原則當然是制度制定權限下移，任何制度的出臺都需經過民眾的充分討論。經過討論的制度，相互間不會沖突到那里去，即使有沖突，也是認知的原因，在討論中，人們會不斷加深認識。從小的方面，就是要不斷加強問責。象類似廉江國土局副局長所遇到的問題，顯然不是他個人的問題，他的領導難辭其咎。下屬獲罪了，領導要一并問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