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安徽臨泉縣警方調查，當地農民戴慶成在接近17年的時間里，強奸116人（38人未遂），多數還并行實施了搶劫，受害者多為留守婦女，大多保持沉默。根據警方調查，戴“作案手段殘忍”，2006年5月的一次，他當著一位婆婆面強奸了兒媳，還有兩次是當著母親的面強奸女兒。2004年8月還強奸一個懷孕6個月的婦女。據戴慶成跟律師講，他作案過程中“沒有人敢反抗，也沒有人會報案”，因此他一起起案件做下去。

這樣的案件，連復述都是一種不忍。在漫長的17年間，上百名留守婦女面對惡行無一例外地選擇了忍氣吞聲，又豈是一句維權意識淡漠所能涵蓋的？

城市文明孱弱無力，鄉村文明凋敝流失。這是論者在談及中國社會現狀時說過的一句話。作為中國人口第一大縣，安徽臨泉縣有人口213萬，外出務工人員在60萬至80萬之間。這是一個如此具有普適意義的鄉村樣本，它恍若讓人看見，在一個大國不斷崛起的偉岸身影之下，中國農村所長期存在的那一片陰影。這種陰影不是“隨著農村地區青壯年勞動力大量外出務工，農村治安防范能力日益削弱”所能解釋得了的。它其實指向著，在傳統鄉土社會遭受現代文明強力侵蝕之下，來不及真正確立起新的鄉土文明秩序的張皇與落寞。

戴慶成案件正是這樣一個“生動的”案例。它以一種極端的方式，逼使我們去正視碎片化了的鄉土秩序。在這里，原本行之有效的宗族治理已被新的治理方式取代，那些曾經被奉若神明的鄉村道義早已不復存在。但一種新的秩序與治理結構并沒有及時補位。所以我們看到，一方面法律文明并沒有真正在人心里落地生根，于是受辱吞聲成為所有受害者的首選，另一方面傳統的道德觀念依舊成為鄉民的桎梏。

的確，鄉土的淪陷仍在持續，故鄉的重建卻遠未達成。曾有學者在追蹤了一起鄉村強奸案后結論道，中國的鄉民常常是基于實用理性來規避某些通常被知識分子認為是對其有利的國家正式法律。這個“實用理性”，是最讓人黯然之處。問題在于，那些看起來對其有利的正式法律，為什么沒能成為鄉民的實用理性？

顯然，一切并不是突然發生的——在一滴血淚的背后，總有著更多的血淚；在權利失陷的路上，總有著更多的權利淪落。臨泉戴慶成案件所顯示出的是，多年的法制化運動或農村普法教育并沒有給那些受辱的村婦帶來真正的法治保障，這跟執法的力度相關，亦跟她們對法治的信心相關。在大時代的陰影之下，她們其實與我們一直關注的留守兒童、農村空巢老人一樣，或許早已經在甘心接受一種被遺忘的、抱殘守缺、默默承受的命運。問題在于，當我們痛心于留守在陰影當中的那些老弱婦幼群體的時候，我們又真正做了什么？ （作者系資深媒體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