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用工荒成了一個人們關注的熱點話題，也是全國兩會的一個熱點，其實，自去年以來，這是一個不斷被提及的話題。

要是我們再回顧一下就會發現，至少在2004年以前，用工荒還不算是一個問題，我們會覺得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農村剩余勞動力。但從2004年到今年為止，至少發生了2004年、2007年—2008年、2010年—2011年三次大的用工荒（特指農民工），用工荒被越來越多地關注和研究。

用工荒究竟是怎樣一種“荒”，是農民工這樣的勞動力總體供給缺乏，還是結構性缺乏，即企業需要大量“初級勞動力”，而農民工這樣的“初級勞動力”無法滿足？

有學者認為，目前我國還有1億左右的農村剩余勞動力，有待于轉入非農產業，不存在用工荒，缺的是低薪、處于最佳人口紅利年齡的農民工；缺的是能夠提升民工薪酬的企業與經濟結構。也有學者認為，在產業轉型過程中，企業需要具有相對高素質的工人，但很多農民工的素質不達標，出現結構性矛盾。

我認為，我們還沒有到“人口紅利”吃光的時候，但農民工無限供給的時代確實一去不復返了。最近20多年來，我國的出生人口呈下降趨勢，隨著大學入學率快速增長，80后、90后進入大學的在增加，初中、高中輟學加入農民工隊伍的在減少，出現用工荒實屬正常。而且可以預計，1990年出生人口創歷史最高峰值，這些人在最近兩三年內度過畢業找工作的“洪峰”之后，上大學會變得更加容易，農民工還將繼續減少，我國的人口基本面決定了用工荒將是一定階段不可逆轉的局面。

作為特定身份的農民工數量的減少，也與國家惠農政策、義務教育政策和不斷完善的農村社會保障有關，這會減少他們外出打工的意愿。這樣，農民工原先做的工作，將大量地被其他身份的人填補，比如大學生，就像歐美一些國家，大學生畢業后端盤子、當清潔工是很正常的事，也不會怎么有很明顯的低賤感。

有大學生這樣一個學歷高、可塑性強的龐大群體，就不該存在多么嚴重的初級勞動用工結構性矛盾。這就需要我們對“用工荒”這個概念本身進行思考。其實，當我們說用工荒時，更像是在進行一種身份的而非市場的判斷，即把農民工等同于初級勞動力，初級勞動力緊缺了，就想著用農民工來填補，而且還期望以低工資低福利來填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