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八”節不僅記錄了婦女的勇猛抗爭，也標志了人權概念的每一點進步和深入。聯合國從1975年起慶祝婦女節，當年舉行第一次世界婦女大會。20年后，世界婦女大會在北京召開，其會議決議《北京宣言》重申了維也納人權大會提出的“婦女的權利就是人權”，強調“確保重返貫徹婦女和女童的人權，作為所有人權和基本自由的一個不可剝奪、不可缺少、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

對中國國內，世界婦女大會成為此后中國公民社會發展的催化劑。

在賦權于婦女的工作上，中國政府做了大量工作。在2010年的聯合國人類發展報告中，中國在“性別發展指數”（Gender-related development index，簡稱GDI）上排名38，比2009年的75名大幅躍進，然而任重道遠，我國仍然落后于東亞的日（12名）、韓（20名）。

我國2005年修訂《婦女權益保障法》，將男女平等的國策寫入法律，并加入反歧視、反性騷擾內容，規定將婦女發展計劃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2002年頒布《農村土地承包法》，規定保障已婚、離異和喪偶婦女土地承包權。2001年修訂《婚姻法》，在禁止家庭暴力、夫妻財產和家庭成員關系等許多領域作出新的規定，并規定了基層組織、公安機關對家暴行為的救助義務。

然而，由于主流法律界仍然缺乏對婦女人權的共識，這些立法之路艱苦卓絕，并且留下遺憾。如，《婦女權益保障法》規定了反歧視原則，卻并未對歧視進行界定；規定了禁止對婦女實施性騷擾，但不受性騷擾作為一項基本人身權利，廣泛表現在職業領域、教育領域和公共空間，本應該同樣體現在勞動保護法、青少年保障法律中，卻僅僅在婦女法中作了原則性的規定，大大減弱了保障效力。

盡管有《農村土地承包法》，但受傳統男尊女卑觀念和隨夫居傳統的影響，在各地都存在對女農民土地權益和集體經濟股份權不同程度的剝奪，尤其是對已婚“外嫁女”的剝奪——在中國農村，70%的無地者都是婦女。

行政體系中未能落實的保障更是比比皆是。對于家庭暴力，社區和警方常常束手無策。此外，伴隨整個就業市場化過程的，是女性就業歧視問題，到現在為止，仍然沒有任何剛性的法律和政策約束。

不斷落實婦女的人權保障，是國家不可推卸的責任。國家必須在各種政策工具中加進性別的考慮，在評估政策時重視其對婦女的影響，并在一些與婦女關系重大的政策領域，有針對性、創造性地作出規劃。男女平等的基本國策，不應該僅僅停留于政治姿態，而要落實在婦女生存的真實環境中。 （作者系媒體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