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已經過完了春節。但這幾天，大家熱議的話題還是與春節有關：是否應禁止煙花爆竹的燃放。

“禁方”認為：煙花爆竹噪聲擾民，污染空氣，易引發火災和傷亡；甚至將之斥為“有百害而無一利”的“陋習”。的確，放煙花是有“外部性”的，是不能用“這是個人自由”來辯解的，因為消極自由是以不影響別人為邊界的。而反對者則認為，這是“理性的僭越”，放煙花是維護文化多樣性，保護民俗傳統。

“禁方”有一種態度值得注意，就是希望政府出行政命令，或者立法，一勞永逸地解決這個話題的爭論。這未免有些“致命的自負”。其實，回顧煙花禁與弛的歷史，我們能明顯看到，政府的管理與民意之間有復雜的博弈：政府決策應體現社會共識，實現不同利益訴求的共贏。

改革開放之前，放爆竹作為舊民俗，受到壓制。到了1980年代，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舊民俗也開始恢復。但，春節大規模的燃放煙花，對當時上海的大片舊城區造成嚴重的消防隱患。于是1988年底，上海市政府就此第一次作出規定，嚴禁在中山路環線內燃放。1993年，上海改變了“一刀切”的做法，改為限時限地燃放。

1994年前后，全國各地紛紛祭出“禁放令”，比如北京施行了《禁止燃放煙花爆竹的規定》，城區全面禁放。當時，各大城市都制訂了“禁放令”，甚至像河南省安陽等三線城市，也搞了禁放。

當時的“禁放令”，引發了民意的嚴重反彈。據當時央視報道，除夕夜北京700多平方公里的禁放區內，全被火光和硝煙所籠罩，“禁放令”成一紙空文。法學家賀衛方教授對此評論道：一項法規遭到公民的集體踐踏，大致是因為法律本身很糟糕；問題的關鍵在于政府在立法時要充分反映不同利益集團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