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無論朱國瑜陳述的事實是否成立，都無法否定這場爭端作為一則維權事件的基本事實，雙方表現出的申訴愿望何其強烈，權利遇挫的感受不可謂不慘烈，權利維護與修復的現實訴求就要呼之欲出。而表達申訴的方式有千萬種，最終卻要以這樣決絕的姿態來獲得關切，不得不說這是整體社會機制的無能，更是公民維權的困境。

不要以為朱國瑜的體制內身份能為他的維權提供了什么便利，正如我們在此事件所見的，他的身份標簽除了能為他帶來些許的新聞效應，別無其他，他在申訴過程中的種種際遇無不是一個普通維權者的平常遭遇。在此之上，朱國瑜的困境自然能夠等同于每一個公民的困境，甚至要反襯出后者的更加不堪。

維權遇挫、亂象叢生、迷霧重重……對敏于維權的公眾來說，是再好不過的圍觀契機。接下來，公眾探求真相的欲求只會更甚，有關此事的輿情態勢會不會愈演愈烈，就要看政府能否給出一個真正公允的調查結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