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黃來信”,更加說明中央強調科學發展觀和轉變發展方式的緊迫性。只有從根本上轉變發展觀和政績考核方式,才能對GDP主義釜底抽薪。我們需要經濟的增長,但這種增長要包含人民的幸福和尊嚴、社會的公平正義,決不能容忍對人民生命財產的損害

鬧出拆遷自焚事件的江西宜黃縣,主要領導近日被免職。隨后,財新網報道稱,一位署名慧昌的宜黃官員投書該網,闡述了強拆事件的背景、對宜黃當地的影響,以及自己對拆遷的看法,其中不乏“沒有強拆就沒有‘新中國’”這樣勁爆的觀點。

我們當然很難認同這樣的說法,但仔細研讀這個文本,卻是一件有意義的事。事實上,這位“官員”的來信,在網上也引發了嚴肅的討論。平心而論,這位“官員”的態度比較坦誠,思考也很深入,并且文筆也不錯,正因為如此,也更能清楚展示自己的觀點和邏輯的荒謬。當然,要駁斥他的觀點,甚至痛罵一頓,都非常容易。但是,不可否認,他的看法具有一定代表性和標本意義,不管他是否是官員,都折射出強拆事件絕非偶然。

除了指責某些媒體報道有偏頗,這位“官員”用最大的篇幅論述了強拆的合理性,并為被免職的縣委書記叫屈,稱贊他是最有作為的一任官員。我們不知道前書記縣長此刻是什么想法,很可能也感到委屈吧。看看在這位“官員”心目中可以“彪炳史冊”的功績:GDP、財政收入、城鎮固定資產投資等數字,都實現了巨大增長,一個山區小縣,也有了寬闊的廣場、拔地而起的新城、一片片嶄新的工業園區。要達到這樣的發展奇跡,強拆就不可避免,至少是無奈的選擇,因為這是“發展的成本”。

但我們看到,一些地方的所謂“超常規發展”,廠房拔地而起,外表光鮮亮麗,是建立在破壞耕地、污染環境、靠大量消耗能源資源、吃子孫飯斷子孫路的基礎之上的。在某些地方官員的“發展觀”中,公民的尊嚴和權利、社會的公平正義,更沒有什么位置。在他們眼中,不惜以命抗爭的被拆遷者,儼然是“刁民”,并且是強拆的最終受益者,而被黨紀國法處理的個別官員,卻成了受委屈者。還有比這更荒謬的邏輯嗎?

悲哀的是,這種與科學發展觀相違背的發展觀,可能正反映了一些現實。這樣的思維,正在指導一些地方官員的行動,甚至成了某種信仰。這就是所謂“GDP主義”的典型癥狀。GDP主義主導下,經濟增長具備了最大正當性,增長不僅能帶來經濟利益,也能帶來政治利益,又何樂不為?有了“理論支持”,似乎就掌握了最大合法性,某些明顯違法、不講人性的非常手段,也變得理直氣壯,絲毫沒有愧疚。這也是原宜黃縣委書記邱建國的“集中一切優勢資源”“打硬仗”的底氣所在,也是一次次把維權者逼上屋頂的共同誘因。

學者鄭永年還指出,GDP主義所產生的負面社會效果,不只是收入分配不公、對公民權利的侵害、環境的惡化等等,最大的社會成本還在于對于社會道德體系的毒害。這可以解釋某些強拆者何以心硬如鐵,可以直面自殘、自焚等極端行為而無動于衷,還視其為“刁民”。事情鬧大之后,又以“意外”“處置失當”“報道偏頗”來敷衍推脫,而不去反思,是什么讓這些維權者不惜以命相搏?如果GDP主義成了主導價值,強拆之類的野蠻增長就會不斷涌現,某些“意外”落馬的官員,不但不會退而反思,還會覺得委屈。

這更加說明中央強調科學發展觀和轉變發展方式的緊迫性。只有從根本上轉變發展觀和政績考核方式,才能對GDP主義釜底抽薪。最近,胡錦濤總書記又提出要實現包容性增長。我們需要經濟的增長,但這種增長要包含人民的幸福和尊嚴、社會的公平正義,決不能容忍對人民生命財產的損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