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剛剛落幕的世界遺產委員會第34屆大會上，由福建泰寧等六個丹霞地貌風景區組成的“中國丹霞”榮登世界自然遺產的新晉榜單。至此，我國在“世界遺產名錄”中列席四十個項目，中國在遺產數量上高居世界第三位。

吊詭的是，當申報世界遺產的捷報傳來之時，越來越多的國人卻報以懷疑態度。這種微妙的情緒可以從最近“中國丹霞”成功申遺之后的兩個細微事件體現出來：第一是廣東丹霞山有關負責人表示，申遺成功之后不排除門票漲價的可能。輿論界對此反應如潮。第二是中國丹霞申遺專家組組長彭華教授透露，“中國丹霞”申遺大約花了十幾個億，并稱“值得”。輿論界又陷入了“值”與“不值”的爭論中。

實踐表明，成功申遺的景區在幾年之內便實現了旅游經濟的井噴式發展。以山西平遙古城為例，申遺成功前的1996年，門票收入為82萬元，而2004年這項收入高達4760萬元，是1996年的58倍。國內許多晉身世界遺產名錄的旅游項目大致都經歷了與平遙類似的軌跡。

但精于計算“經濟賬”未必有助于我們深化對當前中國申遺熱的本質性認識。作為世界范圍內的一種“選美游戲”，申遺的核心規則是“保持遺產開發與保護的平衡”，其目標是“共享”。當我們無法實現這種平衡與目標的時候，政府作為人類共同擁有的自然和文化遺產的管理者，就應該減少申遺的沖動，以實現這些資源的永續利用與發展。

在現階段，各地政府揮斥巨資甚至舉債申遺的做法不應被鼓勵，理由如下：

第一，巨資申遺強化了“地方政府企業化”的傾向，致使地方主政者深陷“商業化”邏輯中。根據有關規定，世界遺產景區不得實行經營權轉讓，這也就意味著政府將成為世遺景區的實際收益者，因此各地政府對申遺可謂不遺余力。

以湖南崀山景區為例，作為“中國丹霞”的六大成員之一，崀山所在的新寧縣為此次申遺投入4.5億元，而該縣的年財政收入才突破2億元。舉債申遺的背后邏輯是“投資”，高投入的下一步必然是謀求高回報，因此地方政府的行為越來越類似于一家企業，其對世界遺產資源的管理便可能偏離“開發與保護實現平衡”的目標。

第二，導致世遺景區內的圈地行為，從而大大削弱了世界遺產的公共屬性和共享精神。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要求，世界遺產的申報地必須按要求建設配套設施，如博物館、游客中心、管理中心、監控中心、各種監控設施等。各地政府在執行這一要求的時候，往往借機將這些世界遺產資源圈為封閉型的景區，并向游客收取高額門票。

“中國丹霞”申遺專家組組長、中山大學教授彭華認為，在一般的旅游地消費構成中，門票是最小消費之一，主要消費是服務性消費。這個事實判斷顯然有違常識。中國的旅游產業依然還處于觀光游階段，門票占每名旅游消費者支出的35%以上，而在世界遺產景區，這個比重超過了50%。今年以來，景區門票要上漲的風聲一出，便引來民意強烈反彈，作為世界遺產景區，高價門票更是被詬病為“剝奪了民眾的共享權利”。

第三，申遺過程中出現的“抱團行為”加劇了各地資源的不平等競爭，久而久之導致人們對不同區域的自然和文化遺產資源形成誤判。以福建土樓為例，福建永定縣、南靖縣和華安縣的部分土樓群聯手進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享受世遺的尊貴待遇。而在漳州平和縣、詔安縣等區域，數量龐大的土樓群因未能搶得時機進入世遺名錄而被劃入另冊。“中國丹霞”則以全國六地聯合申報的方式將中國南方數量眾多的其他丹霞地貌景觀打入另冊。這種不平等競爭和資源誤判將引發更深遠的負面影響：觀光客對世遺景區的“集中消費”必然會導致人們所擔心的“開發過度”。

筆者并不是一味地反對世遺申報。但在中國旅游產業如此火熱朝天的當下，世遺申報已然發生了宗旨上的嚴重錯位，勢必對人類共同擁有的遺產資源，特別是自然遺產資源，形成傷害。政府在此問題上理應有所為、有所不為，盡可能減少對自然遺產的人為干預，加大對文化遺產的申遺和保護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