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民黨副主席蔣孝嚴先生在第六屆兩岸經貿文化論壇說了一段無關本次論壇宏旨的話，卻在大眾媒體間引發一片嘩然。蔣先生說：大陸景點觀光費用非常高，寺廟等歷史景點是老祖先留下來的，黃山、張家界、九寨溝等自然景區都是中華兒女共同享有的，不應收取高費用。蔣先生還特別提到了300元這個數字，估計是被如此高額的景區門票雷到了。

巧的是，在蔣先生說出這番話的前一天，筆者在福建的一家臺灣農民創業園調研歸來的路上，就與一位臺商聊起了臺灣與大陸的消費比對問題。這位臺商告訴筆者，在福州生活兩年，他發現大陸的物價水平高得驚人，僅日常飲食這一塊，10元人民幣在福州只能買到極普通的快餐，而在臺灣可以享受一頓簡易美餐。這位臺商還列舉了服裝等日常消費品，指出大陸的價格普遍要比臺灣高出一倍左右。因此，蔣孝嚴批評大陸景區門票過高，也就是一種正常的反應了。

一位福建游客暢游臺灣各大景區之后，并沒有向人秀起臺灣的山河壯麗，而是寫了一篇雜感，接連贊嘆臺灣景區門票之實惠：六天行程中門票最貴的景區是臺北故宮博物院，門票價格折合人民幣不到30元，即使游遍全臺灣東西線十多個景區，門票總花費也不超過150元人民幣。再比照一下福建南靖土樓景區，大景區分成三個小景區，總門票高達240元。

大陸景區門票價格為何居高不下？我們不妨先舉兩個例子：2001年福建大金湖經營權轉讓之前，金湖單點的門票是15元，轉讓之后調到30元，2007年左右則調至80元；2009年福建華安土樓在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之前的門票是30元，世遺申報成功并由企業接手開發經營之后，整體門票調至150元。

以上兩個例子清晰地描述了旅游景區門票飆升的直接動因：作為公共資源的旅游景區近年來紛紛出現了經營權的私有化，這是2001年以來國內旅游產業的重大轉折點之一。為了招徠游客，企業在景區建設上更舍得下成本，而這個成本的回收必須通過門票銷售來兌現。但是僅僅看到這一點就未免太膚淺了。旅游企業對景區門票的定價必須報由物價部門審批，也就是說最終定價權是掌握在政府有關部門手中的。因此，我們就會發現一家成功的景區經營企業通常有專人公關政府物價部門。由此不難發現，景區門票價格居高不下是政商聯手操縱的結果。

以上為大陸景區的高價門票找到了一個有說服力的解釋。然而吊詭的是，這個解釋卻輕松繞過了市場供需鐵律——以筆者多年從事旅游資源調研的經驗來看，中國的旅游景區明顯是供大于求。筆者在數年前服務于福建大金湖旅游區品牌推廣的時候，常常感嘆于周邊許多未開發的免費景區之美。遺憾的是，未經商業打磨的大好河山卻人跡罕至。徐霞客在任何一個時代都只是個異類，更何況在這個觀光游盛行的庸眾時代，沒有買門票的游客總是經不起虛榮心的推敲。觀光游時代的一個重要消費特征是團隊出游，它往往需要借助一家旅游服務中介（通常是旅行社）。旅游社會學家稱旅行社運作團隊游客的過程就像是郵局投遞包裹的過程——將信件進行分類，投往目的地。如此這般，景區與旅行社實現了完美對接，觀光客別無選擇。而觀光客的很大一部分來自單位的福利旅游，他們并不會在成本這個問題上精打細算。因此，我們可以從中國旅游市場的階段性消費特征為旅游景區的高價門票找到供需規律的解釋。

中國的旅游產業已整整走過了十年左右的時間，這期間，許多旅游者也慢慢成熟起來，完成了從團隊觀光游到個人自助游的消費轉型。可以預測的是，在中國這樣一個旅游資源大國，高門票價格的景區必然會被成熟的旅游消費者所淘汰。那些擁有豐富景區資源的區域主政者應該意識到，必須低門檻或免費向游客敞開景區，就像臺灣一樣，在吃、住、行、游、購、娛六大環節中謀求區域旅游經濟的綜合效益。（曾念長 福州大學當代閩臺研究所特約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