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三十年的高速經濟增長，帶來了國民財富的巨大增長，也造就了一個新興的富人階層，與此同時，社會不同階層所據有的財富差距呈擴大趨勢。如何看待目前客觀存在的社會財富差距，形成一種理性的共識，是當下中國應該審慎面對的一個重大問題。

茅于軾先生在幾年前曾發表了一個引起廣泛關注的觀點——“為富人說話，為窮人辦事”。茅先生的看法是，平均主義的制度只能帶來民眾的集體貧困，具有創新能力的企業家是推動社會進步的原動力，社會的進步很大程度上是由企業家發現了創造財富的機會所導致的，要對企業家創造財富的行動進行有效的激勵，就必須對企業家在合法經營活動中獲得的財產進行有效的保護，但中國社會普遍存在一種“仇富”心態，民眾往往將“財富”與“不道德”畫上了等號，這種心態蔓延下去將傷害企業家的創新積極性，最終讓社會進入集體的貧困，故而，一個良性的社會必須形成對合法財富的認同，理性的知識分子應該頂住道德壓力“為富人說話”。對于社會貧困階層，則必須獲得來自社會的幫助，讓他們有機會獲得發展的機會，于是，必須形成一個幫助窮人、“為窮人辦事”的社會機制。

茅先生的這一看法遭致了很多的批評，主要的批評意見是，當下中國民眾獲得財富的機制是不完善的，很多富人獲得財富的手段并不具備正當性。前幾年還有一則消息引起了巨大的社會反響，袁隆平院士出現在車展現場，準備購買汽車。網上的評論幾乎一邊倒地表達了對袁院士的祝賀，認為袁院士的財富是憑借他為社會作出了巨大貢獻而獲得的，他應該獲得巨大的財富，中國民眾并不“仇富”，而是“仇不公”。

這大概是一種真實的社會心態。民眾所要求的，乃是機會的平等，民眾所認同的，是合法獲得的財富。今天中國財富獲取機制的不健全，是一個無法回避的事實。一方面，很多的社會機會被權力所攫取；另一方面，先富階層無論是合法致富的群體還是蒙受質疑的富人群體，并沒有承擔與他們財富相對應的責任。一個良性的社會，應該讓民眾等度地獲得發展機會，同時應該有一個機制來糾正過大的財富差距。為此，應該建立完善的市場機制，建立以“累進稅”為核心的收入分配調節機制，這一點已然是先發國家所形成的基本共識。

另一方面，為了“為窮人辦事”，作為公共服務的提供者，政府應該為民眾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務。目前的公共服務供給機制是一種偏向于富人的制度，大量的公共服務和公共資源被先富階層所據有，有例為證，日前有消息表明，杭州西湖多個名勝故居居然變為私人會所，成為富人的“天堂”。

凡此種種現象，極大地激化了貧困階層的不公平感和相對被剝奪感。政府應該正視這一問題，建立合理的公共資源分配機制，已刻不容緩了。

（作者為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