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近六一，關于成年人如何過“超齡兒童節”的話題頗受網友的追捧，“小學同學聚會”、“穿著鞋在自己的床上狂蹦”等建議都有不少跟帖。

如果把這條新聞和上個月底報道過的一條新聞結合起來解讀，或許會讓我們看到一個有意思的文化對比。據報道，一群小學六年級的學生，在作文競賽中競相展示自己的“早熟”，大寫婚戀甚至是婚外戀，讓老師們大跌眼鏡。孩子在作文中表現出來的模仿性與文字靈性，或許也會令人感到有趣甚至充滿童真。但這仍然無法掩飾其中讓人憂慮的部分——早熟的不良后果。孩子的表現是對成人世界的反射。這種早熟，很大程度上是成年人在不知不覺中向孩子灌輸的。事實上，類似現象早已屢見不鮮。這讓人聯想到尼爾·波茲曼曾經談到的“童年消逝”：童裝日漸成人化，兒童文學、歌曲不斷萎縮，婚外戀、性與愛欲成青少年話題，青少年犯罪率急速增長，殘忍度令人咋舌。

與此相對照，成人世界的“反稚”現象也很值得關注。越來越多的成年人，特別是一些70后、80后的青年人，喜歡沉溺在童年世界，不愿長大。他們熱衷于喜羊羊、灰太狼、麥兜、機器貓，喜歡叼奶瓶、泡“開心農場”，單機游戲、老玩具等看似簡單、不完美的童年事物，卻成了他們的最愛與時尚。

童年的孩子，卻有了成人的思維與語言方式，放棄了他們應有的單純與天真；成年人卻回到童年時代，不愿長大，回避應有的責任與現實。這樣的對照也讓人想到波茲曼的一個判斷：如果人們分心于繁雜瑣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義為娛樂的周而復始，如果嚴肅的公眾對話變成了幼稚的嬰兒語言，如果兒童的清純開始了泥沙俱下的成人化，那么這個社會及其文化，是出了問題的。

早熟童年與返稚青年這兩種現象，是一個共同的社會背景下的產物，本質上或許都是一種衰老的表現，前者是被社會拔苗助長，后者是在社會壓力下的消極逃避。這更像是一種未老先衰的文化病癥。

這是一個充滿著生機的時代，人們被不知不覺地引向一個看似繁雜多元的世界。但在表象之下，仍有對社會共性的一致性追求。當人們需要的不是抗爭，而是現實利益的獲取時，單純與理想主義開始從年齡中早早地褪色，被裹挾在社會洪流中的個體，則越來越無力掙脫。于是，早熟的童年與返稚的青年，如此悖論式地真實地呈現出來，映照著這個時代的離奇與現實的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