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復旦大學慶祝建校105周年第44屆科學報告會暨學術文化周開幕式隆重開幕。開幕式上，復旦大學校長楊玉良院士憂心忡忡地說：“在不良的社會大環境以及共同體內部不良現象的影響下，學者也會被市場經濟異化為經濟的機器，甚至墮落為經濟動物或者科學的騙子。”“當學者被異化，危害的不僅僅是學術和學術共同體內部，而且會毒害整個社會”。（5月26日《廣州日報》）

平心而論，人人都是經濟人。但經濟動物畢竟與經濟人不同，他們的差距就是動物和人的差距。如果一個人淪為經濟動物，就必然缺少人性，降低底線，惟利是圖，一切以謀取利益最大化為己任。楊校長所憂心忡忡的一些院士，正屬此列。他們異化為經濟機器，墮落為經濟動物或科學騙子。一切圍繞利益轉，一切的目的就是將名氣變現。

如果單是院士墮落為經濟動物，尚不是最可怕的。遍觀當下，經濟動物化似乎已成了不可遏抑的潮流。比如不少企業。有的企業過度追求利潤，把工人異化為會說話的機器。一個淪為經濟動物的企業，不可能是“視員工為第一寶貴財富”的企業。

不少官員同樣如此。他們只追求看得見的政績，所做一切只為仕途騰達。急功近利，一切惟政績馬首是瞻。于是，有了“左手治污，右手引污”的新聞。于是有年收入僅為1億余元的貧困縣，宣稱要投20億，使縣城“三年大變樣”。

“這里有兩塊金條，你能告訴我哪一塊是高尚的，哪一塊是齷齪的嗎？”這是電視劇《潛伏》中的一句臺詞，可以說在不少學者、官員眼里，他們的確振振有詞。只看到金條，而看不到金條背后的差異。無論是院士還是官員，無論是企業還是國家，都不能淪為經濟動物。如果說鳥翼上系上黃金，它不可能飛得遠，那么當人淪為經濟動物，他也走不遠。

其實，亞當·斯密在《道德情操論》還說過這樣一句話：如果一個社會的經濟發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眾手中，那么它在道義上將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風險的。因為它注定會威脅到社會的穩定。誠然，如果一個企業只顧發財，而不肯把工人當作人看待，如果一個官員只顧權力自肥，只為自己的烏紗帽考慮，而不管民眾死活，不肯將民生福祉放在首位，就必然會被民意所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