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月21.6元的固定電話月租費已執行近10年，北京市消協多次推進電信資費改革，但均沒有得到有關單位的支持。對固話月租費，北京聯通市場部副總楊勇表示，“固網運營是嚴格遵循國際慣例和國家法律法規的。”（5月26日《新京報》）

所謂“國際慣例”，公眾并不陌生，而面對固話月租費的質疑，有關人士再次“祭”出了法寶——國際慣例：國際電聯對資費項目有規定，包括月租費、安裝費、通話費等。國際電聯曾對179個國家調查，177個國家是收取固定電話月租費的，包括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全球的月租費平均是8美元。如此的辯解真的可以讓電信部門全身而退嗎？這是一個問題。

北京市消協多次推進電信資費改革，但均沒有得到有關單位的支持，本屬于消費者應享有的權利，卻被電信部門一個“國際慣例”的輕飄飄理由給予漠視。在“國際慣例”的濫用之下，公眾權利的孱弱程度竟然到了被無視的地步，本則新聞對此再次提供了明證。

環顧現實，我們可以發現吊詭的事實——“國際慣例”的濫用和公眾權利的無用已經成蔓延之勢，從一定程度上說，濫用的國際慣例頻頻充當公眾權利的“殺手”角色。如充斥日常生活中的銀行業不斷增加收費項目為國際慣例，油價上漲是與國際接軌，運輸行業的家屬乘交通工具免資，電力行業的家屬用電免費都是國際慣例。可以說，一些所謂的國際慣例，都是在謀取利益。

其實，國際慣例并非不存在，而是說，在當下的話語環境中，已經被異化和變質，成為公眾權利的不可承受之重。一般來言，國際慣例是指植根于國際交往實踐，在長期反復實踐中逐步形成的某一特定領域內的習慣性做法或通例。不難看出，穩定和公認是其必然特征。但是，在我國，一些所謂的國際慣例幾乎成了一些部門信口開河的產物，幾乎成了攫取利益的法寶，也是一些專家學者動輒用其混淆視聽的遮羞布。

應該承認，這種濫用已經把國際慣例污染了，相反，那些真正的國際慣例似乎成了被遺忘的東西，如銀行業不斷增加收費項目要以服務為前提，油價上漲要以品質的提升為前提等，也就是說，離開了對消費者權利尊重的“國際慣例”，只能是壟斷部門過于霸道的表現，也是一種變味了的國際慣例。

國際慣例的濫用是各方利益博弈不平衡的產物，是強勢一方肆意欺詐弱勢一方的邏輯顯現，在我國特別地表現為維護部門利益和壟斷利益而無視社會公意和民眾合理訴求。毫無疑問，當下社會需要慣例，因為合理的慣例，更有助于社會秩序的和諧運轉和提高公眾的權利維護度，也就是說，我們不需要那種強勢一方迫使弱勢一方接受的慣例，需要的是二者利益平衡的慣例。正因為如此，靠什么擊破壟斷部門“國際慣例”的“護體神功”就成為社會應直面的問題。

惟有消除“國際慣例”的泛濫和公眾權利的無用狀態，才能破壟斷部門“國際慣例”的“護體神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