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淮安周恩來故居中，陳列著1961年1月16日周恩來指示辦公室同志寫給淮安縣委的一封信。信是這樣寫的： “你縣送給周總理和鄧大姐的藕粉、蓮子、馓子、工藝品以及針織品都已收到了。你們對周總理的熱愛和關懷，他們是知道的，但是周總理和鄧大姐認為，在中央三令五申不準送禮的情況下，你們還這樣做是不對的。現在總理和鄧大姐從他們的薪金中拿出一百元寄給你們，作為償付藕粉、蓮子、馓子、工藝品的價款，其他的一些針織品等以后有便人帶給你們。總理并指示將中央關于不準請客送禮的通知寄給你們一份，請仔細研究，并望嚴格執行。”

從親情和鄉情出發，家鄉人民給送些土特產表達一份心意，本來也不算什么出格之事，周恩來卻退回或者償付了，并且還指示辦公室同志寫了一些“拒禮”信，雖然只有短短的不足二百字，既反映出周恩來、鄧穎超的清廉風格，還在信的字里行間體現出“拒禮”的藝術。語氣和緩而不乏力度，既充分考慮到家鄉人民的深情厚意，又鮮明地表達了寫信人的態度，不但妥善處理了禮品，而且囑咐秘書將中共中央關于不準請客送禮的通知隨信寄一份，要求淮安縣委“仔細研究”并“嚴格執行”，希望他們認真學習《通知》精神，認真體會中央制訂該通知的深刻原因，并對照他們送禮之舉，認清和改正錯誤，起到了較好的規勸和教育作用。言有盡而意無窮。這封短短的“拒禮”信值得人們長久品味。

給官送禮即向官行賄。清代官員中能拒賄守身的極為罕見，一般都希望有人送禮，對于送禮者不但不打，反而特別歡迎，甚至主動索賄。所以對于行賄者來說，禮只管放心大膽地送，決不會受斥挨打，更不用擔心犯什么“行賄罪”。于是，“官不打送禮的”一說，便在官場中流傳下來，并被一些官員奉為“潛規則”、作為“借口”。

其實，無論是送禮者還是收禮者，心中都明白，送禮即行賄、收禮即受賄。可是，在中國傳統的禮尚往來、人情往來、盛情難卻、卻之不恭等的“掩護”下，“禮”有時容易被一些人接受。尤其是在春節期間，走親訪友、拜年送禮，是很正常的，給領導送點禮、拜個年，在一些人看來，算不上“犯忌”、“犯罪”、“犯法”。據媒體調查，在受賄案中，有近一半的被告人在庭審中提出，春節是與上下級和親朋好友之間聯絡感情的大好機會，收禮送禮是人之常情，不該認定為受賄。于是，盡管每到節前總會有這樣那樣的“禁禮令”，但是，春節送禮風、送禮潮，總還是屢禁不絕，“禁禮令”擋不住送禮者的腳步，也成了一個“怪圈”、“尷尬”。

人情，一般不會發生在陌生人之間。送禮，一般也不會莫名其妙地送給陌生人，總會在朋友之間、老鄉之內等比較“熟悉”的人群中發生。正因為如此，“送禮”、“收禮”似乎也就成了正常的“禮尚往來”、“人情往來”。可是，給官員送禮，畢竟是有某種目的、某些企圖的，請求關照、關心，是雙方都心知肚明的。領導干部手中有“權”，因此許多人慕名而至、沖權而來，但最終目的都是一個“利”字。而向來是拿人者手短、吃人者嘴軟，在事先有“禮”、提“前”（錢）說明的情況下，關照、關心，往往會超越界限、違反原則，于是，將權力凌駕于制度、法律之上，犯錯誤甚至犯罪也就離之不遠、不足為怪了。

拒禮、退禮，毛澤東也堪稱典范。20世紀60年代，民主人士黃炎培先生到杭州龍井茶產地梅家塢參觀制茶時，說要買一罐龍井茶送給毛澤東，茶場的同志聽說后非常高興，精選了上等好茶，并且堅決不肯收錢。黃炎培把茶帶回北京送給毛澤東，并寫了一封信說明情由。后來，毛澤東委托別人把這罐茶葉送還給梅家塢茶場，并表示感謝。不獨如此，毛澤東對湖南家鄉人送來的臘魚、臘肉等，由于不便退還，便算清價錢，分文不少地把錢寄去。

當然，現在有些官員為了掩人耳目，有時也會有“拒禮”之舉、“退禮”之行。但是，他們的“拒”常常是半推半就，他們的“退”也往往是退少留多，即便是折算成現金，那也是“九牛一毛”，或者只是象征性地以物易物，不足以沖抵價錢，獲得的是“差價”、獲取的是“利潤”，說到底，其心中還沒有摒棄那邪惡的私心、私利。

盛情難卻、卻之不恭，其實只是一種借口和托辭。周恩來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拒禮、退禮的善舉，真實地警示我們，只要真正做到心底無私，天地自然就會寬廣。天下沒有退不了禮，只有收不完的賄，關鍵在于其精神境界，關鍵要看立場是否堅定，態度是軟是硬。

腐敗永遠都沒有任何理由，懲治和預防腐敗也永遠只有起點沒有終點。當然，預防“節日腐敗”不僅要靠制度規范，更要從自律、自醒開始，警惕變味走形的“人情往來”。否則，一旦發生節日腐敗問題，不僅對領導干部本人仕途發展是毀滅性的，對家庭也是災難性的，更重要的是對黨的事業所造成的損失是無法估量的。懇請“領導同志們”三思而后行，不要把收禮當作習慣或享受，要知道，收禮就像“溫水煮青蛙”，等到死了再喊冤就為時已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