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歲的河南睢縣農民魏克興在找鄉長蔣友軍反映土地補償問題時，拿起辦公桌上一水杯欲喝水，被鄉長喝止。兩人發生沖突，結果鄉長喊來警察，農民被拘留7日。此事被網友稱為“杯具門”。

農民“要”用鄉長的杯子喝水，只是“要”而已，還未曾真正侵犯鄉長對杯子的專有權，當然更未曾違反一人一杯的文明飲水習慣。應該說，鄉長不樂意并不奇怪，奇怪的是當事農民居然因此被拘。雖然說是發生了沖突，可是一個65歲的老農民和一個比他年輕的鄉長即便真的有所謂沖突，誰吃虧更大那不是明擺著的事情？為何警察趕來，偏偏拘走了農民？

為了尋求答案，海南學者王琳在《新京報》上分析了“杯具門”所見證的鄉村叢林生態。他認為，由于缺乏基層民主制度的支撐，這位鄉長實際上是依靠威權在管理鄉土和鄉土上的農民。農民動了鄉長的杯具，在鄉長看來就是動了自己的威權，如果不有所表示，就“沒有辦法在這個地方干下去”。把農民扔進班房，可以大大現實他的強勢與威權，使后來者受到震懾。

很明顯，鄉長的威權不是通過動手或沖突來實現的，而是喊來警察將其拘走。在一個官與一個民之間，警察顯然沒有信守法治原則，而是表現出露骨的從屬性。《中國青年報》所發表的江西檢察官楊濤的文章認為，鄉民遭拘的思想基礎在于鄉官的“御民”思想，而其現實原因卻是鄉村警察的“家丁化”。在這一事件中，警察放棄了維護公平正義的職責，忘記了慎用警力的忠告，盲目沖鋒在前，結果將自身的公信力與一個濫用公權的官員綁架在了一起。

讓人匪夷所思的是，河南“杯具門”過去沒幾天，又爆出農婦因和官員對罵而被拘的“母老虎門”。河南新鄭市辛店鎮60多歲的農婦曲花枝，因不滿鎮政府征地補償，拒絕丈量土地。在現場督陣的鎮委副書記安群樓脫口就罵曲花枝是“母老虎”，曲花枝回罵“你娘才是母老虎”，安群樓立即變了臉，高喊“給我抓走”，曲花枝當場被幾名工作人員帶走并拘留。

故事到這兒還沒結束，媒體前去采訪時，這位鎮委副書記大罵記者是一群“狗毛蛋子”，并一通電話招來十幾名男子，將記者“請出了屋”。看來，這位安副書記無論是罵功還是打功，一點都不輸于前文提到的蔣鄉長，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

《新華每日電訊》將蔣鄉長、安副書記之流稱作“官霸”，該報發表的評論說，這些基層干部的做派，其實只是人性最真實、最原生態的反映。人一旦有了點權力，特別又是缺乏必要的監督時，就容易驕橫，容易把公眾賦予他為公眾服務的公權力，看作為所欲為的資本，再加上地方執法人員的“配合”，一些村官鄉官就成了官霸。

《廣州日報》也分析了某些基層官員為什么容易動粗的問題，該報發表的李龍的文章認為，這暴露出部分基層官員執政思維的異化傾向。一些基層官員，把民眾的維權訴求當作無理挑釁，視為挑戰官員的權威，動輒以暴力和威權進行打壓、報復。實際上靠異化的權威支撐起來的公權力，就必然不是合理解決問題的方式，也不再是平等地與民眾打交道，而是以“主人”的姿態治理百姓。這樣，只能使基層權力生態進一步走向惡化。

與前面兩位被拘留的農民和農婦相比，江蘇連云港市東海縣黃川鎮兩位老人的遭遇更為慘烈。這兩位老人是一對父子，一個92歲，一個68歲。為了阻止鎮政府組織的野蠻強拆，他們選擇了點火自焚，兒子當場身亡，父親燒成重傷。然而，自焚和死傷并沒有阻止他們家園被拆的命運。《中國青年報》發表汪強的文章分析說，能否及時拆遷關系到官員政績與政府利益，在當地一些官員看來，為了政績與利益可以不顧老百姓性命。該文的標題是《不畏民死，奈何以民死懼之》，可謂觸目驚心。

當地政府在自焚事件發生后不是痛定思痛查找疏失，而是尋找借口百般抵賴。東海縣政府曾回應稱，政府之所以在老人自焚后仍堅持強拆，主要是為了防止發生次生災害。強拆變成了救災，這個理由被時評人池墨評價為“世界上最牛的拆遷理由”。東海縣的一位官員說，如果陶家父子能“依法辦事”，慘劇本可以避免。這樣的強調足以印證前不久天津市寧河縣教育局長的著名言論:“在中國，你說不拆，肯定把你拆了……這就是我們為什么在全世界牛逼！”

上述事件的共通之處，除了權力的刁蠻之外，又無一例外都與征地拆遷有關。《廣州日報》的社評說，如今農村的主要矛盾不再是稅費征收，大多數糾紛是因土地問題引發。為了政績或形形色色的“干股”，一些基層官員成為違法征地、野蠻拆遷的急先鋒。解決問題的出路何在？或如王琳所言，化解之道仍在民主與法治，以民主約束威權，以法治規范威權。知名網友宋石男說，如果有一天，暴力拆遷致人死亡者將被以故意殺人罪或過失殺人罪論處，那么拆遷悲劇或許終可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