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情而論，全世界的政府官員都必然會遇上一些他們不愿面對的問題，也都希望“引導輿論”，按照自己的意愿轉移大眾視線，所以應對媒體從來都是他們必修的一門課。就以使人難堪的問題來說吧，常用的手法是依據既定結論敷衍一番，然后亂以他語，力求弄暈對方，使受眾好像聽到了些什么但又說不出來那到底是啥意思。高明一點的就會重申絕對正確的大原則，使人至少感到官員完全站在百姓這一邊，只是細節如何就不了了之迷糊過去。如果問題真的太過棘手，自己又不夠睿智，那就來一句不出色但也肯定不出錯的“不予置評”，起碼過得了眼前這關。

所以單從應對媒體這點來說，官員應該是沒有什么好顧慮的，要是有人問了“不恰當”的問題，他至少可以“不予置評”，甚至還能不發一言保持沉默。當然，這句“不予置評”或者“無可奉告”，一般香港官員總是能不用就不用，因為媒體善于窮追猛打，就算你躲得過今天，明天的太陽也會照樣升起。而且這類話說得多，官員自身的形象也會受到損害，人家會覺得你卸責，不敢面對公眾。香港的媒體碰上部分大陸官員有問必答無所避忌，都會相當感動，紛紛找人解讀這是不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又一個進步象征。

我的結論是，面對記者你總有更好的選擇。“引導輿論”的精義不在于記者問了什么，而在于你回應的方式；而官員們自己掌握著最大的選擇范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