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假如當地真出現地區性的“用工荒”，政府有責任正確面對和必要作為，以維護經濟穩定運行。不過，在現代企業制度政企分開的原則要求下，這種作為更多應當是間接的，應當著力于調控和指導。比如:幫助企業制定恰當的工資線并進行執行監督；通過改善外來工在戶籍、住房以及子女入學等社會保障方面的狀況，以吸引更多的外來打工者，等等。直接對企業經營進行干預，也許這一次是善意的、是有益于企業的，可權力越位一旦成了習慣，誰能保證下一次不會給企業帶來傷害呢？

客觀地說，政府職能錯位出現公權亂用，河源不是第一例。然而問題正在于此，此前每有類似情況發生，都會引發輿論強烈的關注和批評，何以在越來越強調法治建設的今天，這樣的事件還會不時出現呢？要么，是背后隱藏著企業與政府的秘密交易，政府才不惜以公權力侵犯職工的個體權利；要么，就是政府的權力沖動常常還不能自控，不自覺地干預了原本屬于企業、屬于市場的領域。不管是哪種情況，無疑都值得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