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邳州模式”的核心看點就是拿土地說話，要征那塊地，說了就算、就干，且“必成”，如果大家都“不想走”的話，“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重罰之下亦有勇夫。于是“勇夫”們八仙過海各顯其能，或說是被逼無奈、絞盡腦汁，為了“模式”，為了“大局”，更為了“不走”，算是什么招數(shù)都想盡用絕了，比如“不簽字就沉湖淹死你”。

“邳州模式”的主政者是全國有名的鐵腕人物，鐵腕人物既然想“干必成”，那么一切成本也就不在話下了，包括流血——這種話不會有人說，但這不等于大家不心知肚明。

當然，邳州征地血案被“抓小放大”處理，背后的問題絕不簡單；一直被肯定與熱捧的“邳州模式”，如果一下子出現(xiàn)定性上的轉(zhuǎn)彎，尷尬的可能不只是“模式”的設(shè)計與主導(dǎo)者。明擺著的事，偏不那么說，問題皆在于自己否定自己之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