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協委員的產生過程本身運行的就是一套精英邏輯，其并沒有認真考慮委員自身參政議政能力或責任心。正是在這種精英通吃的土壤下，被稱為精英的商人可以掏錢進入，然后為自己的訴求搖旗吶喊。就像余慶安所說的，商人有企業問題需要解決，工商業聯合會也可以解決具體經濟問題，“政協不是解決具體經濟問題的平臺。”這實際上就很能說明，如今的政協更多地被企業精英當作了解決自我利益、實現自我訴求的平臺。

而越來越多在“兩會”前夕組織的商業游說活動，實際上也正昭示著，這種企圖用商業游說，獲得政治話語權并影響公共決策的模式，正在成為商人實現利益訴求的新方式。這種利益訴求帶來的交易可能導致腐敗，普通民眾聲音也可能在此消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