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知識分子上演全武行，向公眾展示暴力姿態，本身就是一種文化的悲哀。問題是，如果作家真的是被迫以“暴力美學”取代文字作品來表達良心，那豈不是文化的更大悲哀嗎？事實上，在今天，有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也開始選擇放棄文化途徑來表達自身訴求。原因就是文化表達正在陷于某種孤獨困境，文化權利本身就越來越式微，文化界也就越來越背離了自由表達獨立人格的途徑。

這些年，作協丑聞實在太多，作家頻頻退出作協，解散作協的聲音不斷。作協衙門化、作家官僚化、作品媚權化正在泯滅文化的良知。許多地方作協也都在利用文化招牌進行利益開發。在作協內部，圍繞權力與利益的博弈也越來越復雜。在權力與利益裹挾下，作協已經成為讓文化與人性發生畸變的場域。

于是，現在一些作家發生精神蛻變，有的喪失自由精神，有的丟了獨立人格，有的越來越虛偽，有的日趨焦躁粗暴。湖南作協前幾年還發生過一樁震驚文壇的暴力事件——作家何立偉帶人直闖辦公室痛打作家王開林。而這兩人身份，都是湖南省作協副主席。原來，王開林寫了一部叫做《文人秀》小說，寫盡“省作協”許多文人的男盜女娼與陰險虛偽。這部很像報告文學的小說，讓包括何立偉在內的多位湖南作協人士對號入座，上演了一場文人的全武行。

“真正的知識分子在受到形而上學的熱情以及正義、真理的超然無私的原則感召時，叱責腐敗、保衛弱者、反抗不完美的或壓迫的權威，這才是他們的本色。”在《知識分子》一書中，薩義德這樣寫道。在行動上，作為知識分子的作家，也應該像茨威格說的那樣“以良心反對暴力”。可是，在權力對文化的踐踏之下，作家卻在“以暴力來表達良心”，而讀者連這種“良心”是否靠得住，也根本不能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