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有貴是江蘇省南京市江浦縣的副縣長、六合區的副區長，他以借來的400萬元起家，下海不到一年，就成為坐擁1514畝住宅用地的“地主”。幾年過后，他成為身家過億的大老板。原來，他是仗著那些“臺上朋友”，利用特殊的“人脈關系”，以“空手套白狼”手段來非法倒賣土地使用權，從而實現了暴富。（11月25日《法制日報》）

有太多事例說明，許多暴富的神話背后，流淌著見不得人的骯臟東西。曾經“官運亨通”的劉有貴，不顧仕途的“順風順水”，毅然選擇下海，就是看到權力建立的“人脈”可以產生更大利益。這個億萬富翁的發家神話，其實見證的是期權腐敗的可怕。

這些年，一些領導干部腐敗“期權化”現象層出不窮，花樣手段不斷翻新。一些官員在位時利用手中權力建立自己的“人脈網”，或是對某些企業單位百般關照，來為日后退休下海謀求鋪墊。這種行為，很有幾分期貨市場的交易特征。比如，劉有貴靠倒賣土地迅速發家，就與老部下兼老朋友的當地國土局局長幫助有關。在這些“朋友”的“幫忙”下，他不僅第一時間獲得內部信息，還能在相關程序審查中一路綠燈。

也就是說，像劉有貴這種辭官下海的人，在商界混得風生水起，并不是因為懂得市場規律，深諳經營之道。誠如知悉此案內情的有關人士說，如果沒有那些“還在臺上的朋友”，他恐怕連一畝地也搞不到，光土地出讓金就能讓他憋死。問題是，這些“臺上的朋友”為什么會給他面子呢？很顯然，這絕不簡單是因為當地官場很講交情，不存在人走茶涼的現象，而是劉有貴曾經的期權交易產生了特定的價值，那些“臺上的朋友”不過是在利用現有權力來支付償還權力曾經賜予的好處罷了。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期權腐敗的賣方市場和買方市場，往往會形成一種默契。在位官員與他提拔的干部之間，往往并不存在什么契約，而是在權力轉讓過程中，彼此形成某種“心理合同”。隨著時間推移，在官員退休或離任后，當年投桃，今日報李，最終完成公權與私權的交易。而且，這種期權腐敗也并不局限于官員與官員之間，還可能出現在官員與企業老板之間。比如，一些官員在位時，為一些企業發展打開一條“特別通道”，在政策上對其格外傾斜，甚至利用自己官場關系網，為這些企業經營鋪路搭橋。等到這些官員退休或辭職后，或是到這些企業“打工”，或是做“顧問”，或是成為商業“伙伴”，來順理成章獲取高額回報。

權力腐敗并不總是張牙舞爪的，而是多以陰險狡詐的形態出現，往往是在不動聲色中，完成了罪惡的交易。劉有貴依靠官場“人脈”創造了億萬家財，就見證了期權隱性交易的可怕威力。這種深謀遠慮的“收益”，其實比那種“現兌”的權錢交易更容易化解腐敗風險，來成為一種隱蔽、高明的腐敗策略。如果不能阻止隱性的腐敗交易期權化現象，在暗地里越過邊界的權力必將吞噬太多的公共利益與公平正義。

期權腐敗是腐敗的變種，期權腐敗又可以演繹出種種花樣手段，擾亂相關監督的視線。但萬變不離其宗，只要權力真正順沿著程序正義的軌道，任何突破權力邊界的行為都不可能逃脫監督的目光。副縣長辭官成億萬富翁，其實拷問的還是官員在位時的權力到底有沒有受到有效的監督與制約，官員離任后的跟蹤監督與審計制度到底有沒有切實執行。如果不能切實堵住這些現實制度與執行的漏洞，就不能真正鏟除滋生腐敗的溫床和土壤，權力腐敗自然就會派生出更多復雜的花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