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上海部分白領欲移居外地”相聯系的一個數字是，我國社會的中產階層的認同意識正在下降，甚至比10年前的認同度還低，并且有關研究表明，很長一個時期以來，大約有5%的人不能保持中間收入位置，他們絕大部分遁入了社會收入的最底層。也有學者從統計學上驗證了中等收入者的脆弱性、不穩定性。在筆者看來，正是認同危機的產生，導致了白領的“出逃”傾向。

更進一步說，上海部分白領欲移居外地是白領階層對對未來不確定性恐懼的顯現，因為當下的中產階層面臨的道路非常狹窄：要么努力進入高收入群體，要么往下走，返貧為低收入群體。當二者都不可得的時候，“出逃”似乎成了個體理性的一項選擇。

“進步論”是對白領“出逃”實質的遮蔽。事實上，上海部分白領欲移居外地的背后是社會分層弊端的集中顯現：占人口絕大多數的社會中下層和下層占有很少的社會資源份額，占人口少數的上層和中上層壟斷了絕大多數的社會資源。這種兩極化趨勢嚴重限制了中產階層發育和成長：一方面強勢精英群體壟斷的資源過多，攫取了本應當由中產階層等其他階層占有的資源份額，另一方面弱勢階層由于自身素質的限制和現有政策體制的束縛，不能順利實現向中間階層的社會流動。如此以來，上海部分白領欲移居外地就是合乎邏輯的了，更可怕的是，對我國大城市的白領來說，移居外地恐怕僅僅是個開始，最終的夢魘并未來到。

有人指出，“如果說中國經濟算是奇跡的話，那么創造這個奇跡的人就是這些拿著微薄薪水艱難度日卻又懷著對未來的憧憬而不懈奮斗的無數中國人……”而筆者以為，如果白領“出逃”算是進步的話，那么，創造這種進步的人能靠焦慮度日嗎？那么，有什么理由用社會進步來粉飾“上海部分白領欲移居外地”呢？又有什么理由用擇業觀和生活觀的變化來遮蔽現實的弊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