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昨天迎來柏林墻倒塌20周年紀念日，這是屬于德國的紀念日，也是屬于全世界、全人類的紀念日。

1961年柏林墻的出現是一個象征。這堵正式命名為“反法西斯防衛墻”的隔離建筑不僅分割柏林作為一個單一城市的屬性，也作為一個最直觀、最有代表性的象征物，凸顯了二戰以后的冷戰思維，是兩極對立的物化。而1989年它的倒掉，成為東西德統一進程最具標志意義的事件，對德國而言，這是一起陰差陽錯的幸運事件，對世界而言，它意味著尖銳對立在全球治理中逐漸失去正確性，世界開始以新的方式交流融合。

作為“冷戰”結出的一顆果實，柏林墻代表的對立不是武器的對抗，而是思維和生活的對抗，它是一種較于戰爭顯得有底線但依然蠻橫的對抗。柏林墻如同一個界標，在它存在的時間里，界標的兩邊處在競爭較量的場合之下，人們掙扎不出非文明的沼澤，他們以及他們所代表的兩個世界的人們，意識秩序、行為秩序和語言秩序互為背反，這面墻曾代表世界的一種焦慮，爾后成為令世界興奮的一個焦點。

20世紀區別于它之前的一百年，殖民統治關系不再是世界格局的底色，復雜的沖突與對抗在這個世紀里占據主要位置。從根本上講，柏林墻也是我們面對整個20世紀世界沖突形態的一個記憶標點。一個簡單的排序，這個世紀囊括兩次世界大戰，人類最具殺傷力的核武器也誕生在這個一百年里，蘇維埃政權建立，美國強大，種族沖突、經濟困境、帝國衰落都在這個時間區間里表現明顯。可以說，柏林墻的構建、存在和消失，也是20世紀人類政治史、社會史、生活史中值得咀嚼的故事片斷，它證明某種不合時宜、違逆人性的沖撞怎么從繁興走向遲暮，記錄了殘酷而又荒謬的過往如何從歷史帷幕中黯然退場。

這就是柏林墻背后德國曾有的歷史，也是全人類曾共有的歷史。我們曾經擁有“極”這個概念，我們曾經處在極端主義的生存空間。“極”這個概念反映的是朝不同方向行進的簡單、直線思維，一個世界只有兩個極，如同電磁的正負，但世界自身的復雜性要比電磁的屬性復雜得多。而極端主義的生存空間往往表現這樣的特點，保持對抗成為人與人、國家與國家交往的基本原則，在心態上有掌握了絕對真理的架勢，假定自己完全正確，拒絕有限性、臨時性、非全面性，只承認確定性，對妥協表現出極大的不適應感，具備對方的負面思維模式和特征。

我們并不主張差別的消失，也不贊同人類自身的多樣性全部歸一，變得沒有特性，我們只是申明極端、對抗這樣的方式已不合時宜，無分國際和國內。在世界范圍內，我們仍然面臨一些極端主義的沖突，基于膚色、語言、民族、宗教等的差別，在一些國家內部，手段上的急躁冒進，無視條件限制，不計成本代價，非此即彼，命令式服從的問題，還是時有顯露。多元必有沖突，矛盾沖突自然不全是壞的，但旗幟鮮明地反對極端主義的沖突，承認差異、允許多元、謀求共存，這是我們從柏林墻倒塌二十周年紀念中可以汲取的教訓，可以獲得的鮮明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