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是要美麗，要干凈，要園林化，但還有比民生的權利更重要嗎？制度的設計忽略了弱勢群體的權利，把他們遠遠的排除在城市之外，至少排除在“衛生文明城市”之外。柔情執法挨打，成都首批“媽媽城管”紛紛辭職。（11月5日《華西都市報》）

城管是一個最鍛煉人的職業，煉成一個真正追得上、跑得快的（執法行動中，看到情形不對就跑，成為某地城管執法的新規則）城管隊員，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所以要在法定職業要求之外，另學習一個“城管執法秘笈”，我不相信還有哪個職業規范下的人，可以與城管抗衡，一旦交上火，面對文治武功的城管隊員吃敗仗免不了。但“媽媽城管”卻是一個例外，在弱勢群體的責難之下，無法堅持只有臨陣脫逃，一直以來我們痛惡城管暴力執法，而柔情執法又被暴力，咋怎么做都不靈了呢？

早在成都“媽媽城管”之前，就有昆明的“美女城管”開始走馬上任。這種“柔情式”執法對于打破“秘笈”指導下的一元化執法格局，是有積極意義的。無論結果如何，比如今天成都“溫情主義大媽”敗走麥城，也不應換取嘲笑。并且盡管昆明“美女城管的”，“一道城市亮麗的風景線”意義更多于其執法意義，也值得祝賀她們為了昆明的城市管理工作所取得的成績。就算沒有多少可圈可點的成績吧，至少在視覺效果上，在那些敗壞城市衛生臟亂差分子的眼里，多少也有一點優越感。因為相比在很多地方，仍然僅限于口頭上的“暢想未來”或自怨自艾來說，這幾經是一個很大的嘗試性的進步，或者對廣大的弱勢群體來說暫時的告別暴力執法也是一個福音。

畢竟成都“媽媽城管”，和昆明“美女城管”是在城管和市民勢不兩立，水火不容的時代背景下產生的，我個人以為是一個親民的舉措，至少透露出擁有強勢權利部門向弱勢群體示弱、示好的表現，這當對于緩和城管和弱勢群體的矛盾是一個好的范例。畢竟，城管被圍毆或者城管去圍毆，被打死或者打死人，不僅有悖于政府和人民建立和諧社會的共識，就算是在百姓看來，整天躲躲藏藏，心有余悸；在城管部門看來整天被質疑，被詬病也不是一個長遠之計。在這樣的背景下“柔情執法”現身，就像寒冬破冰前的一縷春風，不由得叫人有微醺的美好感受。

不過遺憾的是，成都“媽媽城管”在和一些不文明現象做“溫柔攻勢”的對決中，潰敗的這么徹底和絕望卻是城管部門難以理解的。兩個月前，成都城管局長“要到北京學習文明倡導員的經驗”的話，還余音未了，今天就作為“經驗”被別的城市的管理者學習了。其實早在對“媽媽城管”一致叫好的時候，我就預感到了今天這樣的局面——這幾乎是必然的結果。溫情執法也好，美麗執法也罷，根本的問題不解決，城管和弱勢群體的矛盾就無法消除。弱勢群體不可能指望溫情吃飯，而秀色可餐一般是吃飽了人的視覺審美權。

根本的問題在哪里？其實回答這個問題也不難，一言蔽之，是制度的缺陷。比如街角邊的一個小攤點吧，也許一家人就賴以它來活命，城市是要美麗，要干凈，要園林化，但還有比民生的權利更重要嗎？制度的設計忽略了弱勢群體的權利，把他們遠遠的排除在城市之外，至少排除在“衛生文明城市”之外。而在這樣的制度支持下，城管就只能畸形發現，把服務職能變成暴力行為。就拿一年一度的衛生城市評比來說，我不知道這個評比的意義到底在哪里，但實際的效果卻是把城管無情的推向與弱勢群體對決的前沿。一個本來很整潔規范的廣告牌要強令拆除，晾曬的衣服要收起來，本來經營有方的小吃攤被掀翻，如此舉動只是為了一個“衛生城市”的榮譽，城市是衛生了，但我們付出的代價卻是血淋淋的。

不錯，很多類似的流動小攤點對城市的衛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污染，但舉手之勞，只要多添置一些收納公共衛生的設備就完全可以解決，假如可以允許小吃攤在保證自己經營地址清潔衛生的前提下營業，你信不信，他們會在感激涕零中打掃的比自己家的客廳還整潔。

城市是人民的城市，而城市的發展不能以損害弱勢群體的利益為代價，一味去堵截不如積極去疏通，多為弱勢群體劃片經營的地方有多難？相對興師動眾的財政支出，為小商販們營造一個穩定的經營環境，哪怕犧牲一點城市的衛生，不但惠民更是深得人心之舉，如此城管也自然就會回到其自身的職責位置上。

富人的花園洋房太小，就按照自己的審美去要求整個城市，官員要政績，就按照政績的審美去打造城市，而缺陷的制度又凌駕于弱勢群體之上，在一些官員和富人看來，城市只是他們的，而弱勢群體要活命，他們就沒有閑情去管城市是誰的，如此在官員，富人，缺陷的制度和弱勢群體之間，不論是溫情說教還是暴力執法，城管和弱勢群體的斗爭還會繼續轟轟烈烈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