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真正貫徹刑法修正案的立法意旨，還需執法者和司法人員在偵控“利用影響力受賄罪”時，能擴大范圍，深入調查，收緊法網，做到既不冤枉好官，又不放縱貪官。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日前公布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確定罪名的補充規定，從10月16日開始，國家工作人員或者其近親屬以及其他與其關系密切的人，利用國家工作人員職權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受賄，司法機關將使用“利用影響力受賄罪”定罪處罰。（10月16日《中國青年報》）

但不少媒體使用諸如《中國新增“利用影響力受賄罪”》這樣的標題，卻屬典型的誤讀。因為“兩高”只能解釋法律，而不能創立法律。今年2月28日，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七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七）》，這其中就有“利用影響力受賄罪”的相關規定。只不過，基于刑法的功能及刑法用語的表述特點，“修正案(七)”只是用簡潔的文字描述了“利用影響力受賄罪”的犯罪構成，并規定了這個罪的相應罰則，而并沒有為這一個罪明確一個“名稱”——在此之前，媒體更多使用的是“特定關系人受賄罪”。

“兩高”此番以“利用影響力受賄罪”命名，實則有意避開了關于此罪最大的爭議——即刑法第八章“貪污賄賂罪”中的賄賂罪，其犯罪主體原來一直被限定在“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特定關系人”遠遠超出了“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范圍，從而沖擊了刑法的既定結構體系。

從輿論反響來看，多數公眾和多數專家都對此罪名抱有期待。但筆者的看法卻是謹慎樂觀。通過刑法修正案的形式新增“利用影響力受賄罪”這一罪名，是因為之前的刑法存在一定的漏洞。原來對“特定關系人”受賄案，通常是以“特定關系人”所依附的那位官員為主要調查對象。若能證明“特定關系人”與官員合謀貪腐，則兩人構成共同犯罪。“特定關系人”也因此將作為“受賄罪”的共犯而得到法律的懲治。但實踐中，也存在“特定關系人”利用了官員的影響力而單獨受賄，官員并不知情這一特例。即便沒有上述情節，檢控機關要證明“特定關系人”與其依附的官員之間存在“共同的通謀”也殊為不易。只要官員一口咬定不知情而又無其他證據足以證明兩者通謀，“共同犯罪”便無從談起。立法者正是本著與其讓“特定關系人”逃脫共同犯罪的懲處，不如將“特定關系人”單獨定罪的想法，才完成了此次修正。

但“利用影響力受賄罪”在打擊了“特定關系人”的同時，也可能帶來新的法律漏洞。一些貪官可能會因變應變:只要利用一些“特定關系人”來經手受賄，就可確保自身的安全——對于“特定關系人”而言，雖然他或她將面臨牢獄之災的風險，但只要官員還在位，就能夠實現“虧了我一個，幸福全家人”。 據中紀委一位官員2007年披露的一個數字，光2006年的貪污受賄等腐敗案件中，就有70%的案件所涉及的賄賂都是由官員家眷甚至情婦收受。單打“特定關系人”的“利用影響力受賄罪”，在立法本意上原是要保護那些確實對“特定關系人”的受賄行為不知情的官員，卻很可能在事實上保護了那些雖然知情但堅稱不知情的腐敗官員。要真正貫徹刑法修正案(七)的立法意旨，還需要執法者和司法人員在偵控“利用影響力受賄罪”時，能夠擴大范圍，深入調查，收緊法網，做到既不冤枉好官，又不放縱貪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