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0日，湖南省瀏陽市鎮頭鎮上千名村民因化工廠導致鎘污染問題圍堵鎮政府、鎮派出所。8月1日，長沙市委宣傳部介紹，湘和化工廠法人代表已被刑事拘留，瀏陽市環保局局長和分管副局長被停職，相關責任人在接受調查。此外，對湘和化工廠附近的村民進行體檢治療，啟動食物配送制度，對污染區村民予以補助。

上千名憤怒的村民游行、圍堵，釀成事件了，當地終于當回事了，刑拘、停職的手段祭出來了，安撫人心的辦法也一股腦地使出來了。非釀成事件不足以促成問題的解決，這正是當下許多人的無奈。此外，這一事件還為官員們提供了一個算清環保賬的極好教案。

算式之一，瀏陽環保局長被停職了，這在某種程度上告訴官員們，放縱污染終究還是有一定風險的，尤其是在公眾權利意識不斷增強的新形勢下。

算式之二，瀏陽市政府因為污染問題上升為事件而開始“出血”了，又是體檢治療、又是補助、又是收購農作物，這筆支出當不是小數目，與從湘和化工廠幾年來收上來的稅相比，不知所得是否已大于所出。即便賬面上的所得依然大于所失，但政府公信力的損失卻無可估量。

算式之三，當地政府在環保上的無為、失職讓公民失去了健康和生命：部分村民出現全身無力、頭暈、關節疼痛等癥狀，兩人因體內鎘嚴重超標而死亡———這是對公民權利的嚴重侵害，甚至可以說是一種犯罪。以犧牲公眾健康和生命、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換取的所謂發展根本不是什么發展，得不償失。

從上述這些算式來看，放縱污染的得失賬是很清楚的。但官員們的數學水平是否足夠高呢？實在很難說。

現實正是如此。在不科學的干部政績考評制度的調控下，不少地方的主要官員將GDP和財政收入等看得遠比環保重要，污染企業甚至被掛牌保護。于是，環保局長“頂得住的站不住，站得住的頂不住”就成了常見現象。在事件未釀成之前，某些官員根本不會去算什么環保賬。

還要看到的是，我們在環境健康損害補償方面的法律法規并不健全，健康損害補償機制沒有建立起來，污染的受害者難以獲得應有的賠償。這當然就無以對違法排污的企業以及負有連帶責任的地方政府起到震懾作用。這樣的現實，同樣不利于官員們形成算環保賬的條件反射。

瀏陽的鎘污染已有數年時間，環保局長不可能不知情，當地主要領導也不可能不知情。環保局長現在被停職了，但其對于放縱排污，恐怕無法承擔所有的責任。倘若只處理環保局長而放過了那些力挺污染企業的更大領導，是不是很難警示別的官員算清環保賬？

從根本上來說，越是公眾可以充分表達、參與和監督，官員們才越會將環保賬算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