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炯 繪 來源：人民日報

　　日前，14名記者獲得云南省級人民法院院長簽發的“新聞監督護照”，他們作為特約新聞觀察員，今后在全省法院系統采訪時可以享有更大便利。 　　

　　不得不說，這14名記者是幸運的。因為手中有了省高院院長簽發的“護照”，進行有關法院的新聞采訪就能獲得格外“優待”。比如，全省各級法院應當及時向特約新聞觀察員通報、介紹法院工作的有關情況，公布本院的重大決定、重要舉措、重要案情和工作部署等；特約新聞觀察員到全省各級法院進行正常工作采訪，被采訪法院應當給予支持、協調、配合，不得阻撓、干預合法采訪；需要直接約請法院院長和主管領導進行采訪的，相關法院應當提供必要協助；對特約新聞觀察員提出的各種意見、建議和批評，全省各級法院應建立輿情通報制度，及時擬定書面意見報送院領導，并向特約新聞觀察員反饋處理情況。

　　上述規定都由云南省高院出臺的相應制度明確要求，可謂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省內各法院誰敢不遵章處置、小心應對？從有利于14名記者正常開展工作的角度看，這些規定無疑提供了很多方便，給予了很多配合，想必在這樣的支持下，新聞監督一定會更加全面，更加到位。

　　但從另一個角度看，上述規定又不免讓人心生一絲擔憂。據說現在僅持有官方頒發記者證的記者就有數萬之眾。在信息化時代，記者早已是采寫新聞、傳播信息、輿論監督的專職人士。他們活躍在各行各業和社會生活的各個角落，是社會生活正常運轉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單單是這14名記者受到省高院的青睞，而那些數量龐大的合法記者的正常采訪監督活動如果得不到同等“關照”，豈不是有厚此薄彼、歧視對待的嫌疑？

　　為極少數受聘記者提供采訪便利，譬如信息有限通報，縱然沒有經濟上的支持，但在注意力經濟時代，獨家新聞線索或報料，足以讓個別記者和媒體獲得更多經濟利益。作為私人這樣做應該沒有問題，但作為公權力機構的法院，手中有關公眾關心的案情等信息是公共信息，該公開的必須依法向社會公開，而不應該有選擇地通過非公開方式向某個記者透露。

　　近年來，隨著政府信息公開力度的加大和新聞輿論監督的加強，如何面對代表公眾利益的記者，如何接受新聞輿論監督，成為考驗各級政府機關、司法機構是否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司法為民的試金石。除了極少數機構部門出現個別干擾、阻撓甚至打擊報復記者行使輿論監督權的現象外，絕大多數黨政機構、司法機關對新聞輿論監督都是歡迎和配合的。但也要看到，對這種黨和人民授予新聞媒體的輿論監督權，當前卻正在出現一種名為再次明確，實為限制約束的傾向。一方面給人一種誤解，好像各級黨政機關如果不再明確一下，新聞媒體就不能合法行使新聞輿論監督權，客觀上削弱了輿論監督權的普遍性；另一方面，正如云南省高院簽發“新聞監督護照”之類的做法，事實上把記者分為“持照”和“不持照”，形成了歧視性區別對待。

　　我們相信，包括云南省高院搞“新聞監督護照”等做法，出發點都是好的，都是想更好地通過記者的新聞采訪、輿論監督來促進各自部門的工作，讓社會滿意，讓群眾高興。但恰恰是這樣的認識，暴露出問題的癥結。新聞輿論監督不是哪個部門為了搞好工作可以隨意拿來使用的工具，趁手則用，不合意則棄。它是黨的事業的有機組成部分，是代表黨和人民的利益，宣傳政策，反映民聲，實施監督的重要力量。自覺接受新聞媒體的輿論監督是各級黨政機關、司法機構的義務。把義務當權利，把必須做的事當成可做可不做的自由選項，反映出一些部門和干部頭腦中對新聞輿論監督的認識還有不全面，理解還有不到位的地方。

　　消除誤區，準確把握新聞輿論的豐富內涵，善于處理協調和新聞媒體的工作關系，積極主動地面對新聞輿論監督，才能真正把新聞媒體變成助推本職工作的有力幫手，才能贏得社會公眾的更多理解，更大支持。（王甘武）

（責編：劉寶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