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報今天社論說，今天是蔣經國百年冥誕，社會上彌漫著一股懷舊追思的氛圍。蔣經國成為一種“政治典范”，這對臺灣而言，可謂既是恩典，也是憂慮。謂為“恩典”，是因臺灣畢竟也有這么一位讓多數人民感動認同的政治典范，成為人民衡量政治境界及領導效能的真實標尺，這誠是珍貴的歷史資產；至于所謂“憂慮”，則因蔣經國終究是威權時代的人物，如今在他謝世二十一年后，“國家”已經三易領導人，而蔣經國的典范非但無人超越，亦且一度出現了“禍國殃民”的政治妖孽。

臺灣畢竟曾有蔣經國，這是恩典；但在解嚴后民主法治的新臺灣，卻未見在政治境界及領導效能上超越蔣經國的新典范，這則是臺灣的憂慮。

蔣經國當然也有爭議性。但他最大的特征是隨著時勢的變遷，改善自己，修正自己；以至于最后他能開創時勢，領導時勢。他的名言，“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所反映的其實正是蔣經國自己與時推移的改善及修正。他非但未使自己成為時代與潮流的絆腳石，而終使自己成為時代與潮流的領航人。

社論指，蔣經國可謂是一苦命人，在他的人生歷程中，可以見到父子齟齬、加入蘇聯共產黨、流放西伯利亞、與孔宋集團對抗、親赴大陳主持撤退、履勘橫貫公路路線、親上八二三炮戰火線、美國遇刺、石油危機、十大建設、退出聯合國、“中央民代”增補選、中壢事件、半夜美使告知斷交、高雄事件、江南案、坐上輪椅、解嚴及開放赴大陸探親等崎嶇坎坷的剪影，最后則吐血死在七海寓所窄小的單人床上。

但從另一角度看，蔣經國亦可謂是一好命人。畢竟他能在生命油盡燈枯的前一刻，親手實現了解嚴（將臺灣帶入民主時代），也親口宣示了大陸探親（為兩岸和平交流揭開序幕），使他一生奉獻國家人民的志業得以畫下一個自我完足的句點，也使他已然成為后世認同的政治典范。

社論認為，蔣經國一生集其大成的功業，就在毅然實現解嚴及開放兩岸交流；這正是他油盡燈枯、嘔心瀝血之作。如今回顧蔣經國的“施政治國”，雖亦不無猶豫曲折之時，但大體上則可謂是其道如矢、一往無前；他的每一重要步履，可說皆是為“民主進階”及“兩岸和解”在做積蓄及準備，而最后他在向國家及歷史繳卷時，也交出了解嚴及兩岸開放的漂亮成績單。

例如，倘非蔣經國嘔心瀝血將臺灣帶上“亞洲四小龍”的有利地位，臺灣如何能有迎對解嚴及兩岸開放的條件？又如，蔣經國自“中央民代”補選，及推動“吹臺青”政策，雖經中壢事件、高雄事件，但他在阻擋家人接位、放逐王升、蔣孝武，及拔擢李登輝等大動作上（相信蔣經國是真心拔擢李登輝的），均可見他始終一貫地為民主晉階作政治準備。試問：倘蔣經國未親自宣布并主持解嚴及兩岸開放，其后繼者將如何面對內外亂局？再問：倘蔣經國未苦心孤詣地為臺灣的政經條件做好解嚴開放的積蓄與準備，解嚴開放后將是何種亂局？

社論表示，一生背負“政治威權／兩岸對立”的蔣經國，最后將他嘔心瀝血打造的“民主臺灣／兩岸和平”的鑰匙交給了后世。解嚴與兩岸開放，其實有一體兩面的效應。不開放兩岸關系，不可能解嚴；不解嚴，無以應對兩岸關系。民主的臺灣，一定會面對兩岸開放的問題；而兩岸開放的問題，亦唯賴民主機制始能保障臺灣。在蔣經國謝世二十一年后的今日，臺灣的主政者固然不能偏離蔣經國所設的架構，違者必會“誤國傷民”。

當然不可神化蔣經國，且蔣經國亦有不能涂銷的重大爭議性紀錄，但對蔣經國的評價，倘若竟是落到“外來政權”四個字，恐怕亦非正常人所能接受。然而，諷刺的是，蔣氏辭世后，臺灣卻因“外來政權”擾攘折騰內耗空轉了二十余年。

社論說，在二十余年后，追憶紀念蔣經國，大家應可認知：像蔣經國那樣的“治國理念”，不能稱為“外來政權”；像蔣經國那樣的領導風格，也不能說是不愛臺灣的“賣臺集團”。回想過去近二十年，整個“國家”竟然陷于那樣的爭議，真是可笑、可悲、可惡，亦復可恥。

蔣經國“政經解嚴╱兩岸開放”的集大成之作，與“禍國殃民”的后繼領導者形成強烈對比；蔣經國一襲夾克的素樸風范，更與后繼者“窮到只剩下錢”的腥臭貪腐形成尖銳對照。蔣經國的威權身影旁，出現過尹仲容、孫運璇、李國鼎、陶百川等幾代英豪；但在民主時代的李登輝及陳水扁身邊，劉泰英、馬永成之輩卻是熠熠明星……。時代對蔣經國極其吝嗇，他卻成就極大；時代給盡了李登輝陳水扁百般恩寵，他們卻負盡蒼生。

紀念蔣經國，是在追憶典范；紀念蔣經國，亦是在為典范的后繼無人而低回傷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