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辦公廳日前發出通知，要求嚴格執行國家法定節假日有關規定，不得擅自調休、自行安排。(3月26日新華社)

國務院一紙通知，不啻蓋棺論定，消弭了近段時期以來熱鬧的五一長假爭論。這意味著，近期不可能恢復五一長假，一切按既有的法定假日規定執行。但在國務院辦公廳通知下發之前，廣東省已經作出了“3+2+2”的“五一”放假全套方案。在此情況下，廣東的長假方案是胎死腹中還是被網開一面，就成為全民關心的問題。但不管如何，這輪五一長假的全民討論和廣東地區的特定設計，都凸顯了中國現實生態的多元化和多維的利益博弈，應該是讓人欣慰的社會進步。

從宏觀的國家層面而言，維護法定假日的嚴肅性，不允許各地自行安排，具有相當的法治理性。現行《全國年節及紀念日放假辦法》制定時做出了最大限度的妥協，既保留了“十一”、“春節”兩個七天長假，又拆解了五一“黃金周”。所以，總體評價，現行放假辦法雖非最佳但也稱得上是“良法”。

從公眾的利益而言，雖然新的辦法已經出臺，但公眾的利益訴求則是法定節假日越多越好。因此，自新法出臺以降，公眾一直在發出恢復五一長假的聲音，哪怕是最早對五一長假頗多不滿的人。這種看似矛盾的表達，其實蘊含著現代中國人對于休閑生活的高品質追求。而且，國家對民間發出的這些聲音，也許以更為寬容和理性的空間。社會多元表達的情景得以形成。

廣東的五一長假方案的調整，更多是全球金融危機倒逼的結果。單就五一長假而言，就是要激活假日經濟的內需市場，提振珠三角的市場活力。這種促本地經濟發展而敢為天下先的勇氣令人欽敬。

事實是，透過五一長假的討論，中央、地方、國民，三方的利益博弈格局已經形成。但必須指出，博弈并非對立，而是共同利益基礎上的充分妥協，這是實現多贏的基礎。確然，國務院通知既維護了國家法定節假日的嚴肅性，也給地方利益和每個公民預留了改革孔道，國務院辦公廳通知的第二條明確規定：“落實《職工帶薪年休假條例》，單位可根據生產、工作的具體情況和職工本人意愿，靈活安排。”

這一條頗具深意，對廣東和其他有志于改革的地區而言，是可以就職工的帶薪年休假“靈活安排”的，因為廣東的長假方案中就有兩天屬于職工帶薪年休假；對職工而言，通知則賦以權利提醒——職工本人意愿。這個提醒，其實也指出了廣東五一長假方案中的瑕疵，沒經職工同意而將年休假捆綁進五一長假也是欠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