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太行山東麓的河北省贊皇縣許亭鄉田村，人口2525人，740家農戶，耕地面積2330畝、其中800畝是坡地。就在這個距離北京僅300多公里的地方，卻出現了很多娶不起媳婦的農民，共有光棍兒漢182人。村民樊貴成兄弟5人，只有他自己娶上了媳婦。他苦嘆道：“要是沒什么別的本事，光靠種糧，想娶媳婦，難啊！”（據2009年3月19日《中國青年報》）

　　就農村言，沒有女人不成家，光棍兒生活很凄涼。光棍兒漢不僅與妻賢子孝、兒孫繞膝、闔家歡樂的幸福生活無緣，而且按照農村的家規習俗，即使是將來他們去逝了，也不能進祖墳塋地，將永遠成為漂泊在外的孤魂野鬼。可見，沒有人心甘情愿地去當光棍兒，絕大多數都是生活窘境所迫。

　　看到種糧農民娶不上媳婦這條新聞，筆者心里有些酸楚，不禁聯想到1979年8月19日《天津日報》刊登的一則短消息：《“光棍堂”引來了四只“金鳳凰”》，說的是天津薊縣上倉公社后秦各莊大隊社員馬文志的四個兒子個個精明強干，一貫勞動扎實，是莊稼地里的好把式。但因為過去被錯劃為地主成分，四條漢子大的41歲，小的26歲，都娶不上媳婦。當年春天，大隊在落實三中全會政策中，更改了馬文志本人的成分。于是前來說媒的踢破了門檻子，四個兒子很快都定了親、成了家。

　　在“唯階級成分論”的年代里，中國社會十分看重“根紅苗壯”，那些剝削階級家庭的子女，不僅招工、參軍、上大學挨不著邊兒，就連婚配都成了泡影。確實，出身不由己，但連累自己，哪個貧下中農的子女愿意半路戴上四類分子家屬的帽子呢？

　　如今，“唯階級成分論”已經退出了歷史舞臺，成為遙遠歷史的記憶。改革開放的中國社會更崇尚實際，許多青年農民的婚姻觀也是很現實的：“感情能頂飯吃當衣穿嗎？”農村女青年擇偶看重男方的家庭經濟條件，本身也無可厚非，畢竟婚姻家庭是建立在一定的物質經濟基礎之上。

　　“光棍兒全是只種糧的”，也就是說，光棍兒是農村貧窮落后的產物。這也是事實，畢竟土地里不都藏著“金子”。一位老光棍兒說：“中央有政策說一定要保田、保糧，可是種糧食的結果就是收入低，就是打光棍兒。雖然現在國家的補貼已經不低了，但還是掙不到錢娶不上媳婦。”以樊家未婚四兄弟年收入為例，他們靠打工、養牛和種糧年總收入5168元，購買種子、化肥、柴油等花費3914元，收支相抵，四個人年純收入總計只有1254元。而在當地結婚最少花銷4萬元。彩禮1萬元不能少，買家具、彩電、洗衣機、請客之類也要花3萬元，這還不包括蓋新房的錢。蓋一個很一般的房子也需要3萬元，若是無房者想結婚至少需要7萬元。

　　有賬不怕算。即使樊家四兄弟一次大病不得，一件電器不買，一個意外不出，7萬元對于他們來說也要攢55年。4個7萬元就是220年，否則就甭想娶上媳婦。因此，光棍兒們對于今后生活，“就有兩個愿望，一個是希望來年風調雨順讓我不挨餓，第二個是希望國家能管管我們老了以后的生活。我年紀大了，沒孩子養我，我也沒錢，國家再不管以后我就沒法過了。”農村光棍兒晚年生活保障問題，值得各級政府重視起來。

　　“金鳳”求凰，“光棍”喜配。看來，解決種糧農民娶媳婦的難題，讓光棍兒漢引來“金鳳凰”，光靠國家對種糧農民的一系列優惠政策，顯然是很不夠的。就現狀而言，許多貧困地區農民單純靠種糧食，也只能解決填飽肚子的問題，娶媳婦想都不敢想，因為他們手里根本就沒閑錢。

　　對于人多地少地薄的貧困地區農民來說，政府在致力于發展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的同時，還應著力在農民務工技能培訓和勞動力輸出上下大氣力。一個是政府埋單有組織有計劃地免費培訓在鄉農民，讓他們擁有一技之長，增長鬧蕩市場自謀生路的本領，給予他們走出山村的底氣和力量。另一個是政府要加大農村勞動力輸出的組織和保障力度，為外出務工農民提供好服務保障，讓他們走出去而無后顧之憂，真正能夠賺到錢、拿回錢、娶上媳婦，過上幸福的小康生活。各級婦聯組織也要積極發揮橋梁紐帶的作用，幫助光棍兒農民牽線搭橋，促成美滿姻緣。而對于娶不上媳婦的老光棍兒漢，政府要切實兌現“五保戶”政策，保證好他們晚年生活。(徐云鵬)

（責編：劉寶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