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封口費”事件沸沸揚揚。10月29日，山西省召開新聞發布會。據礦方反映：事故發生后，以記者名義前往霍寶干河煤礦的人員成分復雜，9月24日、25日兩天，共有23家“媒體”的28人登記。其中持有“新聞記者證”的僅有2人。調查組經初步調查認為，以采訪名義登記的人員中，多數是假冒新聞單位的人員。（10月30日《成都商報》）

    假記者泛濫問題由來已久，媒體也曾多次曝光。山西省的“假記者”問題則更為突出： 2004年，山西省依法取締非法期刊記者站21家，并對多名假記者進行刑事拘留。為何假記者屢禁不止，為何“封口費”事件層出不窮？到了認真反思的時候了！

    假記者為何如此有市場？一位基層宣傳部長坦言，假記者之所以能夠橫行，很大程度上是近年來新聞媒介中存在的不良風氣給了他們發育的土壤。與假記者相比，真記者的“輿論監督”更為赤裸裸。筆者曾在多家媒體供職。一日，筆者與某省公安廳宣傳處和某中央級雜志社的兩位記者夫婦一起吃飯。記者夫婦做了一篇某派出所的輿論監督報道。兩人拿著寫好的稿件來到該省公安廳談判：若該廳給兩人10萬元“稿費”，另在該雜志上投20萬元的廣告，他們就可以不做這篇報道。

    千萬不要把山西“封口費”之類的事件當作個案。我的一名學生在某省團省委下屬的報紙找到一份工作，他告訴我，該報從上自下都是靠“輿論監督”吃飯。報社領導不僅要記者拉廣告，更要記者寫了新聞稿件之后直接去要錢。作為一名還有點新聞理想的記者，我的學生最后辭去了工作。與山西“封口費”這樣的個案相比，這樣的報社簡直就是集體犯罪。可悲的是，這家報紙被曝光之后，也就換了總編輯，“敲詐勒索”一如既往。

    “封口費”的根源不在記者真假，而在于各種權力對輿論監督的不當干預。事實上，只要是批評報道，采訪時，有關責任單位負責人常會笑臉相迎，遞上“封口費”。記者還未回到報社，電話就打到了報社領導那里。較之“假記者”的打一搶換一個地方，這種集體“失語”或媒體權力的貨幣化其實更可怕。新聞稿件之所以被“槍斃”，有時是記者接受了“封口費”，有時是報社的有關領導給了責任單位“面子”，有時則是來自于莫名其妙的新聞紀律――這其中干預新聞監督的，不僅有企事業單位和大老板，更有政府部門乃至媒體監管部門。

    對于媒體的監管，我們有國家新聞出版總署等諸多部門。然而，這些監督是否到位、是否合理呢？山西“封口費”事件已經給了我們回答。長久以來，監管部門對于媒體，常常是不該管的要管，該管的卻不管，最后變成了只要是權力部門就能管媒體――這是一個怎樣的媒體生態環境？！于是乎，有職業道德的記者采訪報道要遭遇重重阻撓，而無良記者卻能夠獲得“封口費”等好處，好媒體天天被批評，而壞媒體則一團和氣；于是乎，劣幣驅逐良幣現象就此形成：好記者越來越少，而壞記者則泛濫成災，好媒體無法生存，而壞媒體則以此為生甚至大發其財。

    反思山西“封口費”事件，我們不能把打擊的目標僅僅指向假記者，也不能局限在探討記者道德和媒體責任這一淺層次，而應讓此事件成為思索媒體生態環境、權力與媒體的關系、政府信息公開乃至政治寬容度的一個契機。唯有解決了這些根源問題，才有可能消滅真假記者的“封口費”問題，才能給媒體一個健康的生存環境，才能使媒體更好地當好政府和社會的“保健醫生”。（劉義昆）

（責編：李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