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林和凱捷25日聯合發布的《亞太區財富報告》顯示，至2007年底，中國共有41.5萬富裕人士，較2006年增長20.3%。中國是亞太區第二大富裕人士集中地，占區內富裕人士人口的14.8%。中國富裕人士平均資產值已達到510萬美元。同時，去年中國首次成為亞太區內超富裕人士最多的國家。(9月26日《京華時報》)

孔旭洪（左）預計，亞太區的富裕人士總資產2012年有望達13.9萬億美元。李豫川/攝影

　　亞太區有不少國家與地區比我們國家富裕，我國在人均收入排名相對落后情形下，成為亞太區第二大富裕人士集中地和亞太區內超富裕人士最多的國家，表明我們國家的社會貧富差距相比同地區其他國家要大。需要看到的是，在我國富裕與超富裕人數較為快速增長的同時，貧困人口依然較大規模存在著———有關統計數據顯示，當前我國需要幫扶的人口還有1億左右，其中絕對貧困人口有2148萬，低收入人口3550萬。

　　從理論上說，富裕人口增加的財富，會部分傳導給非富裕人口，即富裕人口數量的增加，會在客觀上對非富裕人口收入提高起到帶動作用。但是需要看到的是，這種帶動效應，在以城市人口為主的國家與地區顯現較為明顯，而我國的國情是農業人口占人口數量的大部分。而且無論富裕人口增長多快，一個國家總會存在由于受教育程度有限與自然條件惡劣等原因導致收入始終在貧困線上徘徊的人口，而這部分人口的存在在我國這樣一個長期發展比較落后的農業大國表現尤為明顯。所以單純倚靠富裕人口的增長達到減少我國貧困人口數量的目的不現實。

　　盡管通過合法手段致富的富裕人口增加是令人鼓舞的現象，但是建立在大多數人能夠享有較高生活水平基礎上的共同富裕，才是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最終追求目標。而對于一個國家與地區來說，唯有整體國民收入達到一定水平，社會貧富差距被控制在適度范圍內，才會具有社會長久穩定的堅實基礎。而按照羅爾斯等經濟學家的觀點，富裕人口財富的增加能夠相應惠及最困難群體，才能說是符合正義的要求。就此而言，在少數人財富增加的同時改善困難群體生活狀況，也是社會公平正義提出的要求，如果我們矢志不渝追求社會公平與正義，就應當在少數人先富的同時不斷促進大多數人的收入與福利水平提升。

　　現在已經達成普遍共識的是，一個社會呈現中間階層為主體的紡錘型收入結構，有利于實現和諧與穩定。從這個意義上說，富裕與超富裕人口數量增加較快，而貧困人口減少緩慢，實際上是社會收入結構向著啞鈴型演進的體現，是與通過不斷減少貧困人口、增加中產階層數量的紡錘型收入結構演進方式不相符合的。可以說，對于包括我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而言，減少貧困人口數量，增加與固化中產階層數量，比富人數量的增加更為重要。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國民整體生活水平相比以前有了較大的改善，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也逐漸呈現出社會貧富差距日趨擴大，低收入人口收入增長與貧困人口數量減少相對緩慢的趨勢。在這種經濟社會格局下，國家與政府應當通過增強對于貧困人口的扶持力度，適度加大收入分配的調節力度，提高競爭公平度與法制建設水平在內的多種途徑，及時進行制度建設與完善，并由此控制與縮小社會貧富差距，在更大程度上實現公平正義與社會和諧。 （魏文彪）

（責編：李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