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日，英國《每日電訊報》刊登了一組圖片，記錄下中國抗震救災過程中的一個個感人瞬間。在其中的一幅圖片中，一名在地震中痛失妻子的男子用繩子將妻子的尸體綁在背部，然后用摩托車載著她前往當地的太平間。在大災后的混亂和極大悲痛的折磨中，他仍然堅持認為妻子不應該遺棄在那些尖利的碎石中，而努力要給予妻子“死后些許的尊嚴”。在這幅圖片的說明文字中，用感人的筆觸寫道：“他飽含著深情，將她的身體與自己綁在一起”，“這是大毀滅后存在的人性的象征”。（2008年5月17日《環球時報》）

　　是的，汶川大地震讓我們經歷了建國以來最大的震災。幾天以來，我們經歷著無數的哀痛和淚水，然而最令我們觸動和難忘的，不光是愛和互助的力量，更是閃耀在其間的人性的尊嚴和光輝。

　　在總理的指揮中，我們感受到了人性的尊嚴和光輝。幾天以來，我們無數次地從這位老人的口中聽到這樣的話語：“救人要不惜任何手段，不惜任何代價”，“只要有一線希望，我們就要盡百倍努力”，“救人仍是重中之重，絕不輕言放棄”……這些堅定而深情的話語傳遞出一個有力的信念：生命是第一位的，生命是至高無上和有尊嚴的。當生命面臨威脅和傷害時，任何“代價”、“損失”之類的考量都是渺小、卑瑣和毫無人道的。

　　曾幾何時，我們有過那樣的時代：一位作家為了醫院治好了妻子的病而向院長致謝，豈料遭到的卻是這樣的回答：“說實話，我們當時不知道她是個右派分子，如果知道的話，我們不會費那么大力氣去進行搶救！”這位作家的朋友在北京的街上被一輛小臥車撞死了，肇事司機卻沒有任何責任，只因為“死者是一個右派”，“我們正在執行一項緊急任務！”

　　我們也曾經有過那樣的時代：當面臨巨大災害，我們聽到的慷慨激昂的動員令中常常夾雜著模糊不清的諸如“國家利益是第一位的”、“將損失降到最小”的言辭，而從未有過如此鮮明、果斷而毫不含糊地道出這樣一條最基本的信念：生命的價值是最高的，人性的尊嚴是平等的，這樣的價值和尊嚴是不能用任何意識形態、任何專橫地凌駕于其上的所謂“利益”、“損失”、“代價”之類的尺度來考量的――哪怕它們是以著“國家”、“民族”、“道德”等等的名義。

　　在普通人的言行中，我們更深刻地感受到了人性的尊嚴和光輝。改革開放的30年里，與其說我們的普通人民得到了物質和財富的相對滿足，毋寧說我們最大的進步更體現在這樣一條逐漸根植人們內心的信念：對人格的尊重、對人權的強調是最重要和基本的，是我們一切社會進步和發展的基礎。在全社會普遍接受的觀念中，種種對于人的權利有意無意的忽視和侵害從未像在今天這樣受到鞭撻和指斥。

　　于是，我們為了那名盡力給予亡妻最后的些許尊嚴的丈夫而感動；我們為了那位深埋廢墟下80個小時被救出的男孩的一句“我要喝可樂”“要冰鎮的！”而感動得熱淚盈眶，因為我們在其中看到的是生命的樂觀，即便身處大災大難仍然不可褻瀆和輕視的尊嚴；我們也為了在這樣性命攸關的時分，某些銀行還在向捐款人不差分厘地收取“手續費”而憤慨，那些不合時宜出現的所謂“商業規則”的言辭，與其說它們傳遞給我們的是對于生命、人性的漠然和麻木，莫如說是無知和侮辱……

　　甚至，在對于受災者的關注中，我們第一次聽到了那些關于受災人群和救災人群的心理健康的關注，那些關于受災者的房產、財產保護的關注，那些關于救災者“安全救助”概念的提醒和關注，這些關注從不同層面折射的都是人權和人格意識提高的最好詮釋。而那些被中外媒體交口贊譽的“中國政府反應迅速及時有力”的評語，我更相信，不過是這種對于生命和人權尊重的一種技術性體現，得到了來自東西方世界普遍關注和認可的明證。

　　對于我們民族某個歷史時期曾經經歷的巨大的文化和社會災難，曾經有人呼吁回歸“把羞恥當羞恥，把罪惡當罪惡”的人性和文明；而對于這次大災中所體現的對于生命和人權的尊重，讓我們再次樂觀明晰地道出那個堅定的信念：把尊嚴當尊嚴，把生命當生命。（左黎）

（責編：吳頌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