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詩仙太白集團的2040名職工日前為討薪在申請勞動仲裁時，卻收到了一張34萬余元的仲裁收費通知單。“維權高收費”一時成了當地街談巷議的熱門話題。（見1月23日《現代快報》）

    維權成本過高問題，困擾了我們多少年，盡管有識之士多方奔走呼號，但似乎總是雷聲大，雨點小，沒有實質性改觀。由于拿不出相關的法律依據加以約束，勞動仲裁機構隨心所欲，致使仲裁要價愈來愈高，面對高昂的成本，勞動者要想維權或者打官司，就顯得力不從心，有時不得不望而卻步。

    太白集團204名職工遭遇欠薪，本已心力交瘁，現在又要交納高達34萬元的維權成本，這個代價實在太大了，勢必超出其心理與經濟承受能力。我們不妨算一筆賬，仲裁部門要受理此案，每人必須交納1600多元的費用，且不論這種收費標準是否屬于高收費、濫收費，但就現今老百姓收入與支出來說，早已脫離了實際，一點都不符合中國國情，相信即使有苦有冤，誰也不敢輕易求助于勞動仲裁機構。我不知道204名職工每人到底被企業拖欠了多少工資，我只知道交了仲裁費，未必就能打贏官司，而即便取勝了，很可能討回的工資不夠支付那筆不菲的案件受理費。

    仲裁機構面對的大多是那些弱勢群體，這就意味著受理的門檻必須降低，將各種費用控制在合理且老百姓能承受的范圍，否則，就有趁火打劫之嫌，老百姓不愿維權、不敢打官司，無疑縱容了某些無良的企業，仲裁機構難道不是在助紂為虐？仲裁與腫瘤已連成一體，正侵蝕著社會肌體每個細胞，現在該是下決心根治的時候了。（李忠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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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李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