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育比賽裁判員亮出黃牌,是對運動員的警告,經濟生活中也會出現黃牌警告的情況。反映社會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數就設定0.4的警戒線,超過這條線,就會亮出黃牌。據權威部門提供的資料顯示,當前我國的城鄉基尼系數已達0.49。
這個差距包括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地區差距、經營管理者與職工收入差距、家庭收入差距等。從專業的角度觀察,國民經濟增長中出現不正常的情況,一是勞動、資本在收入比例中出現失衡,二是國內投資率與消費率出現失衡。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以后,勞動、資本、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其中就有勞動、資本在收益中的比重。研究數據表明,勞動所得在國民經濟分配中的比重持續下降,1978年到1983年有上升,從42.1%上升到56.5%,以后就一直下降,到2005年的比重為37%,比1983年下降了19.5個百分點。而以經營盈利和折舊資本所得及生產稅凈額為代表的資本收入則持續上升,1978年在GDP中的比重為57.9%,2005年上升到63.3%,加上其他因素,資本的比重實際上升了約20個百分點。也就是勞動下降了約20個百分點,而資本上升了約20個百分點。
國民收入增長結構和社會財富積累增長結構狀況的一個指標是投資率和消費率的比較,數字顯示,1990年到2005年,國內投資率年均增長為20.8%,同期消費率年均增長為4.1%。1980年至1990年最終消費占GDP的比例為62%,之后逐年下降,2005年僅為52.1%,消費率中有政府、企業事業等的消費,消費率重要的是看居民消費。1991年的居民消費率為48.8%,2005年下降為38.2%。
十七大報告在回顧五年時,在肯定十大成果基礎上,對發展不平衡及收入分配等問題也有清醒認識,在分析我國存在的八個“階段性特征”時,提出“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趨勢還未根本好轉”,在實現全面小康社會目標時,將“合理有序的分配格局基本形成”、“增大居民消費率”列入新要求。十七大報告還指出,“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看來,合理分配格局成為十七大的一個關注之點。
經濟發展,乍一看,就是生產,其實,完整地看,包括馬克思講的“生產、交換、流通、分配”四個環節,它們相互關聯、相互貫通、相互促進。一般來說,處于領頭地位的生產是四個環節的主導部分,而隨著發展的階段性不同的變化,某個環節會成為發展中的矛盾的重要方面。回顧改革開放啟動時,我國改革重要的動力,是鄧小平同志打破計劃經濟平均主義一潭死水的一個思路:“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這就屬于分配方面的戰略。觀察現今,經濟和社會發展中,收入分配所釀成的問題,對各方面的影響越來越大,緩解收入分配方面差距的呼聲和要求,越來越強烈。比如,職工工資增長緩慢,既影響職工的積極性,也使一些地區勞動供給不足,出現“民工荒”;職工工資偏低,使得勞動力成本低廉、中國制造品有競爭的優勢,但如此情況既造成中國的資源大量流失,也產生與各國貿易中更多的摩擦。于是引出社會各方面對提升職工工資的呼吁。
在處理分配問題,有個“兩難選擇”,在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國家,往往在制度設計上,突出效率的選擇,這是符合實際的。我們也選擇過“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現在,根據我國階段性的新變化,十七大在分配的理念上作了調整,改變為“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再次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另外,十七大提出有關居民和勞動報酬的收入水平的“兩個提高”,關鍵就是“提高勞動報酬”。近年來,國家在再次分配的財政支出方面加大了對教育、醫療、社會福利保障方面的投入,然而,勞動報酬的提高,政府只能作出最低工資線的規定,主要的決定權在企業的“老板們”。在企業主管的眼里,能雇800元一月的勞工,他們也不會主動“慈善”地提高到1000元。這就需要法規和制度的規定。應該說,國家在法規、制度設計上已經在作努力,全國人大常委會已通過、明年1月1日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就有職工對勞動報酬有參與協商的規定。上海市人大常委會通過的《上海市集體合同條例》也根據地方的情況有更為具體的規定。據政府有關部門的報告說,上海國資委管轄的國企單位,主要經營管理者的工資與職工平均工資的差距倍數,從11倍下降到9倍。跡象表明,對分配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問題,社會都在重視,有關部門已經在逐步采取緩解的對策。然而,收入差距問題涉及的方面比較多,有現實的也有歷史造成的,有本地的也有地區之間比較的,有本行業內的也有行業之間比較的,有企業的也有與公務員比較的,有本國的也有國際同行之間比較的,要切實地解決這個問題,需要各方面作努力。比如,集體合同規定的職工對工資增長的協商權的落實,還有不少難處,主要是職工的“話語權”會受到“被雇地位”的影響,處于弱勢,難以順暢地表達。政府有關部門對具體制度的設計等方面,還在進行中,監控、管理的剛性還不夠,我所知的材料顯示,目前對勞動報酬偏低,經營者與職工工資差距大的單位,政府有關部門還只是以“行政公函”的方式進行“提醒”,體制方面還缺乏有力的制度安排和監督。由此看來,重視收入差距拉大的“黃牌警示”,實現十七大提出的居民收入和勞動報酬的“兩個提高”,我們還有一段很艱巨的探索和實踐的路要走。(周錦尉)
(責編:李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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