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債危機：當代資本主義一體化異化噩夢

三、“一體化異化”框架對歐債危機爆發原因的具體解釋

在上面的分析中，我們構建了“生產-制度-意識-矛盾”的理論分析框架，并從總體上對歐債危機爆發的原因進行了闡釋。在接下來的分析中，我們將嘗試著運用這一理論框架，結合歐元區的具體實際，對歐債危機爆發的原因做一個詳細解釋。

（一）生產發展與歐債危機

從生產發展的角度看，一體化的推進程度必須和一定的生產力水平相適應，這是經濟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綜觀當前歐元區各國的生產力水平和經濟發展程度，不僅總體上無法達到馬克思恩格斯所設想的高度發達的狀態，而且各國之間的差距也十分懸殊。在這樣的情況下，快速推進一體化進程尤其是歐元的出臺就容易帶來很多問題。實際上，早在20世紀90年代，歐洲在關于“歐盟是否是一個最優貨幣區”的問題上就發生過激烈的爭論。1992年6月，60位德國經濟學家發表了《歐洲貨幣聯盟--對歐洲決定性的考驗》一文，文章認為：歐洲貨幣聯盟（EMU）要正常運行，其前提條件在于成員國經濟趨同，而這是一個長期漸進的過程，不應該設立具體條件，設立日期只會使為達到要求而作假，影響后續發展。也就是說，歐盟尚不具備引入共同貨幣的條件，貿然行事將帶來經濟與政治的雙重災難。[13]

就現階段的情況而言，在歐元區的成員國中，希臘、葡萄牙、西班牙等國屬于歐共體內的“南方國家”，它們既沒有特殊的地緣優勢，也沒有明顯的資源優勢，更沒有領先的創新優勢，經濟發展只能長期依賴于勞動密集型制造業以及旅游業、房地產業等，產業結構單調。隨著它們加入歐元區，

生產要素升本上升，勞動力優勢不復存在，而這些國家又未能及時調整產業結構，使得它們的經濟國際競爭力不斷下降，在競爭中一直處于弱勢地位；歐元區的對外出口實際上在很大程度上被德、法等強國所壟斷，強國的發展優勢與弱國的發展劣勢表現得越來越突出。強國帶不動弱國，弱國拖延了強國，歐元區的經濟發展優勢與市場競爭優勢不但沒能得到體現，反而呈現出逐步弱化的趨勢，使得整個歐元區的經濟增長乏力。[14]再加之金融危機帶來的沖擊，部分國家的財政收入銳減，債務危機隨之爆發。以希臘為例，2010年服務業在其GDP中占比達到52.57%，而工業占GDP的比重僅有14.62%。希臘的支柱產業如海運、旅游也等屬于典型依靠外需拉動的產業，這些產業過度依賴外部需求，很容易受到外在因素的影響。在次貸危機爆發后，希臘海運市場急劇萎縮，航運業2009年的年收入下降27.6%，航運業對經濟的貢獻率由原來的7%下降到1.2%。旅游業收入也快速下滑，2009年赴希臘旅游的美國游客減少24.2%，同時歐盟成員國進入希臘的游客也銳減19.3%，來自兩地的旅游業收入分別減少16.2%和14%。[15]支柱產業的萎縮直接導致了希臘政府財政收入的減少。在這樣的窘境下，為了拉動經濟快速發展，希臘反而加大了對旅游業及其相關的房地產業的投資力度，投資規模很快就超過了自身承受能力，導致負債提高。

（二）制度協調與歐債危機

從制度協調的角度看，一體化的推進需要適當的制度和生產關系作保障。而現階段的歐元區，在這方面還存在諸多障礙：

第一，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分離。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一個國家對經濟實行宏觀調控的兩大重要工具。宏觀經濟學理論告訴我們，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具有各自不同的政策目標，財政政策一般服務于經濟增長、充分就業等目標，而貨幣政策則通常服務于物價與幣值穩定等目標。通常情況下，要調控宏觀經濟，需要把兩個變量搭配在一起進行使用。從歐元區的情況看，財政政策分散掌握在不同的成員國手里，而貨幣政策統一掌握在歐洲中央銀行手里。當經濟危機來臨時，貨幣政策的采用則只能交給歐洲中央銀行來決定，其后果也由所有成員國共同承擔。各成員國自己只能充分運用財政政策這一工具來調節本國經濟。為了促進經濟增長和就業，各國具有采取擴張性財政政策的傾向。由于歐元區缺乏對成員國財政狀況的有效監管機制和懲罰機制，導致很多國家的財政赤字和公共債務遠遠超過《穩定與增長公約》的上限，進而出現債務累積和主權信用危機。因此，統一的貨幣政策和分散的財政政策之間的矛盾是本次債務危機出現的重要原因。對此，索羅斯指出：“歐元區成員國成立了一家共同的中央銀行，但卻拒絕對本國公民的征稅權給予一個共同的結構。這一準則被寫進了《馬斯特里赫特條約》，并在后來得到了德國憲法法院的嚴格解釋。歐元結構獨特，其可行性面臨考驗。”[16]“歐盟缺少一個統一的財政部。發生債務危機時，一個統一的財政部本可以成為最后一根救命稻草。”[17]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沃爾夫岡·明肖也指出：歐元區面臨三大當務之急，其中重要的一條就是建立財政聯盟。“這意味著歐元區國家將喪失部分國家主權，以及創立一個可信的機構框架來處理財政政策（但愿還有更廣泛的經濟政策事宜）。歐元區需要的是一個配備適當人員的財政部，而不是歐洲理事會茶歇期間商定的臨時性協作。”[18]

第二，缺乏統一的政治聯盟。政治一體化是財政和貨幣一體化的重要基礎和保障。有學者指出，政治一體化的意愿可以推進有共同承諾的聯盟形成，維持對話、合作與交流，加強國家間的制度化聯系。從一體化的推進情況來看，統一的政治聯盟有助于協調國家之間的利益沖突和分化，提高決策效率。但是現階段的歐洲，在經濟一體化快速推進的過程中，政治一體化卻沒有相應地跟進，[19]使得成員國之間在協調上總是出現矛盾。在希臘剛剛發生危機時，法德等國家在救助計劃的制定上遲遲不能達成一致，最終導致危機的全面爆發。其實，對于這一問題，1992年60位德國經濟學家聯名發表的文章也進行了質疑，他們認為，在政治聯盟建設很不完備、市場一體化尚未成熟的情況下，歐盟并非一個最優貨幣區，在此條件下推行貨幣聯盟，無助于提高貨幣政策的有效性，而且很有可能破壞“價格穩定”的終極目標。[13]對此，歐元創始人之一奧特馬爾·伊辛也有類似的看法。2006年他曾說，沒有一個成熟的政治聯盟，貨幣聯盟也能運行和存續。但是現在他承認，在尚未建立一個政治聯盟的情況下就創立貨幣聯盟，是一種本末倒置的行為。[20]

（三）意識認同與歐債危機

從意識認同的角度看，不同國家不同利益取向和政策目標影響了對危機的救助。在存在主權國家的情況下，不同國家看法和意識的趨同是推進一體化的重要保證。但從歐元區的情況來看，各成員國由于具有不同的利益傾向和政策目標，使得它們對危機救助的看法表現出了很大的差異性。實際上，在最初推行歐元的時候，英國就拒絕加入歐元區，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英國對歐元這一新生事物的前景不確定，擔心一旦歐元失敗，會引發巨大的金融危機和全球經濟風暴。1992年，60位德國經濟學家的文章中也指出：歐洲在經濟、社會和政治利益上未能達成足夠的統一性，沒有證據支持歐洲應該實行單一貨幣；此外，各國在政策目標上也存在分歧，比如德國把穩定物價作為壓倒一切的目標，但是在其他國家可能無法達成共識，從而影響貨幣政策效果。[13]

在此次歐債危機的應對和救助希臘的問題上，歐元區各國尤其是法德之間出于各國利益考慮，遲遲無法達成一致意見，一度形成兩大互相對立的陣營。如德國在荷蘭和芬蘭支持下一直堅持讓持有希臘國債的私人投資者參與新一輪救助希臘計劃，而法國立場則與歐洲中央銀行一致，反對希臘出現任何形式的債務違約或重組；在歐洲金融穩定工具作用問題上，法國主張放松有關限制，加強并擴大這一工具，但德國對這一主張表現冷淡，對出資救助其他國家并不熱情。對此，法國《世界報》指出，法德兩國之間的諸多分歧源于雙方對歐元區經濟治理主導權的爭奪，進而為各自內政需要服務。[21]正是由于不同國家之間的態度和看法不同，導致救助計劃無法及時出臺，從而多次錯過對希臘進行救助的有利時機，最終使得危機全面爆發。

（四）基本矛盾與歐債危機

從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角度看，歐債危機和次貸危機一樣，都是新的發展階段下資本主義固有矛盾的集中表現。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資本主義國家出現了很多新的變化，其中非常顯著的一點就是經濟的金融化、金融的全球化趨勢不斷加強，逐步進入金融資本主義階段。在新的發展階段下，資本主義基本矛盾更為突出地表現為生產無限擴大趨勢和勞動者支付能力相對縮小的矛盾。為了應對整個社會有效需求不足的難題，美國采取的辦法是降低信貸門檻，采取低利率政策以刺激信貸消費，從而導致個人和政府債務迅猛增長，形成一種債務型經濟增長模式。[22]而在金融自由化的背景下，金融機構創造出既能轉移風險又能帶來豐厚利潤的金融衍生品。當金融資產泡沫破滅、危機爆發時，各國政府只能竭力救助金融機構。而為了實施救援，大量的美元被印制出來，聯邦赤字劇增。為了減輕危機對自身的危害，美國利用其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壟斷地位，通過發行債券、迫使別國貨幣升值、對外投機、操縱利率等手段無償占有別國財富，[23]并向其他發展中國家以及冰島、希臘等資本主義外圍國家轉移危機。當其他國家的資本被掠奪得無利可圖時，危機最終向美、英等核心國家自身轉移和蔓延，這是國際金融壟斷資本逐利和轉嫁危機的必然路徑，也是資本主義基本矛盾不可調和性的突出表現。[22]當然，在資本主義轉嫁危機的過程中，全球一體化的不斷推進在客觀上為它們轉移危機提供了更為有利的條件，而歐元區脫離“生產-制度-意識”條件的異化一體化又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這一危機轉嫁的過程，從而使得債務危機迅速席卷歐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