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敬璉：論經濟學與中國經濟的崛起

第二，各級政府日益強化的資源配置的權力和對經濟活動的干預，使腐敗迅速蔓延和貧富差別日益擴大，官民矛盾激化，甚至可能醞釀著社會動蕩。

在1988年-1998年，中國經濟學家曾經對轉型期間的腐敗現象進行深入的討論，提出通過市場化改革鏟除腐敗活動的制度基礎，20世紀90年代初的商品價格自由化，曾經也阻斷了通過商品價格雙軌制尋租的“官倒”們的財路。然而，行政權力不肯退出市場，使尋租的基礎在許多領域繼續保持。由于體制的演進會有路徑依賴，一旦進入政府主導的路徑，尋租活動的既得利益者，必然會力求推動“半統制經濟、半市場經濟”的體制向國家資本主義乃至權貴資本主義發展。如果沒有步伐較大的改革阻斷這一路徑，使之回歸市場化、法治化和民主化的正途，就會像諾斯（Douglas North）所說，除非經過很大的社會震蕩，就難于退出了。

與此相關的一個政治經濟學問題是如何從“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向更加自由開放的市場經濟轉變。這幾乎是所有在高速趕超發達國家的發展階段上采取“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和“威權發展模式”的國家和地區都曾遇到過的問題，中國也不例外。在中國這樣的原計劃經濟國家，如何防止“政府主導型經濟”和“威權發展模式”蛻變為權貴資本主義并實現轉型，就具有更加重要的意義。2007年，中外經濟學家曾經在國際經濟學會“可持續發展的政治經濟學”北京圓桌會議上對東亞和拉美國家從威權發展模式向民主發展模式轉型過程中必然遇到問題進行過熱烈的討論。不論從理論和各國的實踐上看，實現平穩轉型都非易事。更好地解決這個問題，固然有待于政治領導人和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經濟學家做出自己的貢獻，顯然也是責無旁貸的。

總之，以上所講的“中國之謎”，顯然是一個值得經濟學者認真研究和討論的重大問題。這個問題的實質，是如何認識一個國家的政治經濟制度對其經濟社會發展的貢獻和阻礙。這是一個20年來國際經濟學界和國際組織一直熱切關注的問題，也是對經濟學自身，尤其是對發展經濟學、制度經濟學、政治經濟學的挑戰。經濟學應當勇敢面對這一挑戰，在這個中國經濟和世界經濟都面臨重大轉折的時代，經濟學大有用武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