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敬璉：論經濟學與中國經濟的崛起

市場經濟制度生根發芽

記者：此時，“市場經濟”并未明確提出，更沒有成為遠期的經濟制度目標。在中共十四大明確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前，經過了哪些艱辛的探索歷程？

吳敬璉：市場經濟制度是從中世紀中后期的西歐開始用了幾百年時間逐步建立起來的一個宏大復雜的系統。為了在中國建設這樣一個系統，從1985年中國政府提出制定改革的總體規劃的要求，到1993年制定出較為完整的規劃，中國經濟學家和政府官員進行了大量的工作。

在這種規劃和政策設計過程中，也得到過外國經濟學家的巨大幫助，其中起了最重要作用的除了1985年的“巴山輪會議”之外，還有1986年的“計劃與市場國際討論會”（曼谷會議）、1987年的“國有企業改革國際討論會”（釣魚臺會議）、1993年的“中國經濟發展與改革國際研討會”（大連會議）、1994年的“中國經濟體制的下一步改革國際研討會”（京倫會議）。這些學術性活動都使中國的改革舉措立足于堅實的經濟學基礎之上。

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中國不但具有進行改革整體設計的必要性，而且具備了可能性。由于有了一大批既有現代經濟學素養，又了解中國實際情況的經濟學家，就使這些設計既得到經濟學智慧的引導，又充分考慮到中國的實際情況，使它們具有更大的可行性。

1.1986年4月國務院成立以田紀云副總理為首的“經濟體制改革領導小組”。領導小組下設由來自國務院各部門官員和經濟學家組成的、負責改革方案設計的“方案辦”，后者在8月提交了《1987年經濟體制改革實施方案》，并得到中國政府的批準和鄧小平本人的支持。不過，由于經濟形勢的變化和中國政府的人事變化，這一改革方案被中止執行。

2.1987年-1988年，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再次組織了“1988-1995年中期改革綱要”的研究和制定工作，約請了劉國光、厲以寧、吳敬璉等八位經濟學家牽頭組織研究團隊，各自按照自己的理解分別設計了“1988年-1995年中期改革方案”。1988年6月召開的方案討論會討論了這8個方案，但是，由于隨即發生了巨大的宏觀經濟波動和政治風波，這些方案沒有能最終匯合成一個綜合方案，也沒有得到實施。

3.20世紀90年代初期整體改革方案的研究、制定和實施。

1989年-1991年期間，中國的改革和發展都出現了停滯。1992年鄧小平的南方講話以后，中國才重新回到市場取向改革的道路，經濟增長也才得以恢復。基于改革停頓造成嚴重經濟政治后果的教訓，中國政府組織了全面改革的討論，經濟學者從不同領域作出了積極響應。

以我和周小川博士領導的研究團隊的情況為例。在1989年-1993年期間，我們陸續提出了“國企資產管理體制、企業公司化”“重構國有企業的所有權框架”“財政體制改革”“金融體制改革”“國有專業銀行改革”“人民幣走向可兌換”“社會保障體制建設”“政府職能定位及其轉變軌跡”等一系列研究報告，然后將其匯集為一個推進改革的綜合性計劃：“近中期經濟體制改革的整體設計”。

在經濟學界眾多研究成果的基礎上，1992年10月的中共十四大上確立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目標。接著，在1993年11月的中共中央十四屆三中全會上，通過了題為《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若干問題的決定》的市場化改革總體規劃。

從1994年起，中國開始按照這個規劃藍圖進行各方面的改革，它們主要是：1）建立包括商品市場、勞動力市場、金融市場在內的市場體系；2）實現經常項下人民幣有管理的可兌換，全面推進對外開放；3）通過“國退民進”，對國有經濟的布局進行戰略性調整；4）實行“放小”，將數以百萬計的國有小企業和鄉鎮政府所屬的小企業改制為多種形式的私營企業；5）建立健全以間接調控為主的宏觀經濟管理體系；6）建立新的社會保障制度；7）轉變政府職能；加強法律制度建設。

這一輪改革，使市場經濟制度框架在中國初步建立起來，解放了久為落后制度所約束的生產力，促使20世紀90年代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