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研究的展望與思考

于江山：國學教育的根本出路

當下的國學熱可謂方興未艾，各類國學培訓班、國學論壇隨處可見，幼兒讀《三字經》、小學生讀《論語》也是常見現象。然而，究竟何為國學，應該如何繼承和發展國學等問題，還需要在學理層面上加以厘清。

國學一詞古已有之，古代的國學主要指學校。近現代所說的國學與古代國學的內涵不同，其提出主要是為了區別舶來的、在中國影響日盛的西方學術文化。但即使是相對于西方學術文化而言的國學概念，在不同人那里內涵也不盡相同。大體上，我們可以將其分為三種，即“作為材料的國學”、“作為主義的國學”和“作為文化的國學”。所謂“作為材料的國學”，就是把國學看作是中華民族過去歷史、學術等方面材料的集合，因此研究國學的要務在于辨明其中之真偽、厘清其中之體系、解析其中之因果關系。胡適、傅斯年、毛子水等人大致持此觀點。“作為主義的國學”是站在通經致用的角度看待國學的，內含兩層意思：一是從中國傳統思想中汲取精華，以為今用；二是復興中國傳統思想，以改變當下西方學術文化盛行的現狀。20世紀初葉的鄧實以及20世紀90年代后興起的國學熱中的諸多學者大致持此觀點。“作為文化的國學”則把國學等同于廣義上的中國文化，但凡中國之哲學、歷史、美術、文學、醫學、地理乃至民間習俗等等皆可歸入其中。不難看出，此種國學的外延最為寬廣。民國時期《國故》月刊社的發起者張煊等人大致持此觀點。20世紀90年代后興起的國學熱中，一些人對國學概念的理解也大致相當于此。

針對不同內涵的國學，其繼承和發展的手段顯然也不一樣。對“作為材料的國學”的繼承和發展，主要應該是學術界的事情。在20世紀初葉國學與新學的爭論中，胡適有一篇總結性文章——《新思潮的意義》，對繼承和發展國學的路徑與目標作了闡述，即“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也就是引入西方的學理精神，整理分析本國固有的學術文化材料，從中辨明真偽、理出條理、闡明因果，并且以新的眼光重估價值，為創造新文明服務。20世紀我國眾多人文學科的學術成果，其實都是沿著這種思路發展出來的。應該說，胡適的這一思路對于今天“作為材料的國學”的繼承和發展仍具有參考意義。

由于“作為主義的國學”的立足點在于經世致用，因此對其繼承和發展問題尤需謹慎。毫無疑問，中國傳統思想中的確有許多非常睿智的內容，諸如對待自然、人生以及他人、社會的態度等，這些思想也的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成為療救當下時弊的良方。然而，過于強調傳統思想對當下的巨大作用，并不可取。中國傳統思想中既有精華也有糟粕，其主流思想是為君王統治服務的，與現代社會所提倡的價值觀念有相悖之處。從經世致用的角度說，針對當下社會中一些不良現象如裙帶關系、官本位思想等，深挖其歷史根源，達到認識歷史以批判當下時弊的目的，可能更有意義。

“作為文化的國學”的繼承和發展問題，則主要針對普通民眾。從這個層面來說，繼承和發展國學的首要任務當然在于普及國學基本知識。讀一讀《三字經》、《論語》，背一背唐詩宋詞，畫一畫國畫，唱一唱傳統戲劇，看一看博物館中各式文物，這些都是普及國學知識的途徑，但更為重要的，應該是在各個階段的教育中加入更多國學內容。需要強調的是，對國學知識的普及必須在時代眼光的關照下批判地進行。應當明確，普及國學的目的并不在于重建一個舊式的思想價值體系、一個舊式的社會，而是為了建設一個更為和諧、文明的新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