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有人認為，實行財產申報制度，由官員個人自覺自愿提供財產信息，所依靠的還是官員個人的道德自律意識，我們不可能寄希望于腐敗官員自證其罪。

實行官員財產申報制度，官員不僅要申報其財產的變化情況，而且還要申報其變化來源的合法證據，報告其中存在的各種經濟關系。建立官員財產申報制度，實際是將監督關口前移，一旦發現官員的家庭財產明顯超出實際報告的部分或者變動異常，即可及時介入調查，處置不合法財產，及時挽回國家的損失。申報財產并不能保證獲得有關官員財產信息的真實數據，而是為了破除家庭財產秘而不宣這一盲區，讓公眾與反腐機構便于行使監督權力，更容易發現那些公開收入情況與消費水平和生活狀態明顯不符的官員。而且申報中的隱瞞或虛報行為的發現相對來說比較容易，往往可以成為查獲貪污證據的先導。另外，財產的申報可以實現一個官員由被動接受監督向主動接受監督的轉變。意大利法學家貝卡利亞有句名言：“預防犯罪比懲罰犯罪更高明，這乃是一切優秀立法的主要目的。”所有腐敗犯罪的人，他在腐敗的時候首先想到的是自己會不會被發現，而不是會不會被懲處。建立財產申報制度，使官員在心理上時刻感到自己是處在監督之下，使他主動避免利益沖突的可能，有助于促使官員本人在金錢、財物的誘惑面前能保持清醒的頭腦，抑制官員的非法收入，有效地提升官員的法律責任和社會責任。

建立官員財產申報制度，我們不能忽視群眾中所蘊藏的反腐監督積極性這一因素。面對官員腐敗問題的大量滋生蔓延和嚴重危害，人民群眾參與反腐敗斗爭的積極性越來越高，形成了強大的社會力量，尤其最近以網絡為載體匯集民意表達民聲十分活躍。這種公民有序政治參與意識的普遍增強奠定了官員財產申報制形成的政治文化原因和社會條件，增強了社會監督的有效性。

也正是基于以上原因，與其他反腐制度相比，官員財產申報制度是一種高效而低成本的廉政機制。它有效地借助了官員的自我監督和公眾的外部監督，可以大大節省政府為廉政而建立龐大的監督、調查和執行機構所帶來的高額行政費用。

三是認為，推行這一制度存在一定風險，官員的財產公開將會導致社會的不安定。

世界各國普遍存在著公眾對政府的不信任，產生這種不信任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官員以權謀私，營私舞弊，敗壞了政府的形象，降低了官員的威信。我國近年來一些官員貪污、受賄等現象開始蔓延，不時爆出數百萬元、數千萬元甚至上億元的“巨貪”，這樣的情況更容易引起普通民眾想象的空間和不信任感。這損害了公眾的價值判斷，容易使他們走向一個極端，認為官員的財富大都是通過非法途徑獲得的，并使他們對于官員的任何財產增長，不管這種財產增長是正當的還是不正當的，都表現出普遍的不信任情緒。這種猜忌的心理損壞了官民間互信的關系，會滋生許多的社會矛盾，也是造成社會不穩定的重要因素。要在維護官員的財產權利與財產增值權利的同時，消除民眾相關的懷疑情緒，就必須通過建立官員財產申報制度來證明政府官員財產增長的合法性、正當性。

有人認為推行官員財產申報制度，如有大批官員特別是高官因此暴露腐敗，受到懲處，容易引起國家機關混亂，影響穩定。近日召開的全國檢察機關查辦和預防職務犯罪工作會議透露，2005年至2010年5月，檢察機關立案查辦的貪賄犯罪案件中，涉及縣處級以上干部13192人，占立案總數的7.39%。應當承認，在腐敗嚴重的情況下建立官員財產申報制度，出重拳反腐敗，將會伴隨一定的社會風險和經濟上資金外逃的風險。但是，從民主政治的要求和發展過程看，越早采取堅決措施解決腐敗問題，官員財產申報制度出臺越早，官員財產申報制度的規范越健全，反腐敗的效果就越好，它所帶來的社會風險會越小。及時出臺官員財產申報制度就能及早暴露過去存在的問題，防止官員繼續濫用權力腐敗，切斷今天和過去的這種連接，否則，腐敗問題難免積重難返。總之，建立旨在反腐的官員財產申報制度，加強對腐敗官員的公開和查處，以消除公眾對官員收入的猜忌，增強對政府和官員整體的信任，無論從眼前還是從長遠來看，都有利于社會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