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該怎樣評價宦官及明代的“宦禍”
對宦官的惡評是與其“專權亂政”相因應的,許多研究正從其生理缺陷上尋找原因。如山昌嶺、張安福《宦官專權原因的社會心理學分析》在分析“宦官專權必然性”時說:“(宦官專權的)原動力來自宦官特殊的心理機制,以及由此而導致的心理變態”。作者引用弗洛伊德的理論,認定宦官心理的變態來自“閹割焦慮”,以致形成“畸形的人格”;又引用“現代政治心理學理論”,認為宦官的自卑情結必然促使他追求“過度補償”。
心理分析作為一門科學,必有嚴謹的方法。而許多針對宦官心理的“分析”,既不拿一個“病人”細加“診斷”,也不提供一個群體(各個階層的、“好”或“壞”的宦官)作量的保證,輒徑開出“變態”的脈方。魯迅說:“中國歷代的宦官,那冷酷險狠,都超出常人許多倍。”(《墳·寡婦主義》)文學家言盡可恣筆張大,而學術則不可不謹嚴。在討論宦官“變態”問題時,不應忘記此類人中亦有以“我形雖廢,自有不廢者存”的,宦官中并非沒有“珠璣”(劉寶石《明代宦官中的珠璣》);“宦官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并不都是惡劣的”(趙興元《從明代成化年間宦官的活動看宦官評價》)。
對宦官的評價,在話語上常處于一個矛盾的境地。“變態”與否,在研究中也頗有因人而異的傾向,比如從來就沒人說鄭和“變態”“焦慮”的。但研究者不能不注意到,在朝代的前期,政治較清明時,宦官多賢,至末世,則賢者尤難得。至此,心理學似乎失效了。作為一個群體,宦官的行為也是逃不脫社會的特定規范和影響的,并不簡單是個心理問題。
明清易鼎未久,即有“明不亡流賊,亡于宦官”之說;更有人將明朝稱為“歷史上最大的太監帝國”。對明代“宦禍”的評價,王天有認為:明朝268年,宦官“專權”不過20幾年時間,將明代政治概指為“宦官政治”或“特務政治”,顯然是不合適的。(作者單位:北京大學歷史系)
- 2009-10-15康熙評明代君臣:文官罪無可恕 宦官情有可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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