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該怎樣評價宦官及明代的“宦禍”

對宦官的惡評是與其“專權亂政”相因應的，許多研究正從其生理缺陷上尋找原因。如山昌嶺、張安福《宦官專權原因的社會心理學分析》在分析“宦官專權必然性”時說：“(宦官專權的）原動力來自宦官特殊的心理機制，以及由此而導致的心理變態”。作者引用弗洛伊德的理論，認定宦官心理的變態來自“閹割焦慮”，以致形成“畸形的人格”；又引用“現代政治心理學理論”，認為宦官的自卑情結必然促使他追求“過度補償”。

心理分析作為一門科學，必有嚴謹的方法。而許多針對宦官心理的“分析”，既不拿一個“病人”細加“診斷”，也不提供一個群體（各個階層的、“好”或“壞”的宦官）作量的保證，輒徑開出“變態”的脈方。魯迅說：“中國歷代的宦官，那冷酷險狠，都超出常人許多倍。”（《墳·寡婦主義》）文學家言盡可恣筆張大，而學術則不可不謹嚴。在討論宦官“變態”問題時，不應忘記此類人中亦有以“我形雖廢，自有不廢者存”的，宦官中并非沒有“珠璣”（劉寶石《明代宦官中的珠璣》）；“宦官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并不都是惡劣的”（趙興元《從明代成化年間宦官的活動看宦官評價》）。

對宦官的評價，在話語上常處于一個矛盾的境地。“變態”與否，在研究中也頗有因人而異的傾向，比如從來就沒人說鄭和“變態”“焦慮”的。但研究者不能不注意到，在朝代的前期，政治較清明時，宦官多賢，至末世，則賢者尤難得。至此，心理學似乎失效了。作為一個群體，宦官的行為也是逃不脫社會的特定規范和影響的，并不簡單是個心理問題。

明清易鼎未久，即有“明不亡流賊，亡于宦官”之說；更有人將明朝稱為“歷史上最大的太監帝國”。對明代“宦禍”的評價，王天有認為：明朝268年，宦官“專權”不過20幾年時間，將明代政治概指為“宦官政治”或“特務政治”，顯然是不合適的。（作者單位：北京大學歷史系）